《搜见》第86期:不守规矩的建筑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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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守规矩的建筑狂人

图文 | 匠心之城

有人生来就是一把刀,被风霜打磨,继而打磨风霜——“建筑狂人”。走进浙江美院象山校区,就会看到传说中的,“杭州最难看的建筑”。外面的人批评它丑爆了,这里的老师和学生却说:说不出为啥,就是愿意多待。

这场争议的制造者叫王澍,是个建筑师。导师齐康说他:“这个人有才华,但不太守规矩。”不守规矩是一种委婉说法,王澍这样的简直是狂傲。“任何人都有叛逆期,我的叛逆期比较长。”

象山校园引争议的一期工程,让他获得中国建筑艺术年鉴学术奖,2010年,他与妻子陆文宇一起,荣获德国谢林建筑实践大奖。2011年,他又获得法国建筑学院金奖。同年年底,被聘为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荣誉教授。世界仿佛急于给予王澍肯定。仅仅一年之后,王澍又拿到了建筑界的诺贝尔——普利兹克奖,而这个奖,只颁给最伟大的建筑师。普利兹克奖评委会主席这样评价他:“他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荣誉加身的王澍,是出了名的狂傲才子。本科阶段他就放言:“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我算一个,我导师算半个?”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王澍在这里就读本科。1981年,大学还重新开课不久,师资水平有些参差不齐。大二他“大放厥词”,“已经没有老师能教我了,因为他们讲的东西,和我看的东西一对比,肤浅、幼稚、保守、陈旧,就这八个字。”不再把希望寄托以老师,王澍开始埋头自学。

回忆本科时光,王澍总觉得,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大师班”,是别人对他们那个班的戏称。就连考试不及格的人,都觉得自己有做大师的潜质,他们会追着老师问:“为什么给我不及格?”半夜十二点,回到宿舍。你会遇到抱着《黑格尔》坐在楼梯口的人,也会在半夜三点醒过来的时候,发现那个看书的人还没回去。

在东南大学就读硕士,他也是学校顶尖的风云人物。他骂过梁思成,骂过市委书记。他评价中国的奢华建筑,是“驴粪蛋表面光”总而言之,他批判过整个中国建筑界。甚至他要狂就狂到底,写了一篇批判的文章,从梁思成一直批到他的导师,中国近现代的建筑师,他一个都没放过。

最后这篇文章,经过修改和填补,变成了他的毕业论文——《死屋手记》。论文答辩的时候,他不听导师齐康的劝阻,将《死屋手记》,贴满了整个教室。老师们争议很大,有的被气得发抖,即使这样,论文还是被全票通过了。但是这一年,他没拿到硕士毕业证,论文落到了审查委员会手里,他们觉得他过于狂妄了。

届时中国正在大兴土木,出于王澍自身的文人气质,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种畸形的繁荣。于是他选择退出,带着妻子陆文宇,在杭州隐居了六年,“我不想做东西出来祸害这个世界。”王澍和陆文宇的结合,是一种完美互补,“她是我的导师,遇到她之前,很多人说我是出家当和尚的命。”

陆文宇就像是王澍的影子,同为建筑师的她和王澍一起,站到了中国建筑一线,“遇见她后,我文人的孤傲抹平了大半。”1997年,一位当时院里的年轻老师遇到王澍,惊讶道:“你整个人变化好大,你一点都不酷了。“王澍问:”我原来什么样儿?“他说:“原来啊,你在东南的时候,每次当你从走廊走过来,我们都感觉不是一个人走过来,而是一把刀走过来,那把刀是带着寒风的,大家会不自觉地避开。”

隐居的那几年,王澍没有闲着。“只有摸到最低的那张底牌,我才有做东西的底气。” 他挽起袖子,跑去和工匠们一起生活。摸清楚钉子要怎么钉,瓦要如何捡。他开始认真思考:该走什么样的路?

十二年后,妻子的影响让他对体制没那么反抗,他拿到同济大学的博士学位,选择在杭州中国美院任教。一天,校长找到王澍,“想请你设计新校区,但是预算很低。” 王澍回答,低预算和达到国际标准,都没问题,但有一个条件,我要求绝对自由。

得到了自由,转身他就在各个拆迁现场,收集了700多万旧砖瓦,后来这些废弃品,出现在了新校区的墙面和屋顶上。后来他又将这种变相的复原,用到了宁波博物馆的设计上,开馆之后,原定每天3000的流量,却连续三个月过万。好些游客,指着墙上的老砖说,这特别像我家原来院子墙上的。王澍感动于这样的言语,他一直追求的就是一种,朴素、简单、纯真的,不断在追问自己来源和根源的生活和艺术。

于是在普利兹克奖之后,有人问他未来打算干什么,他说,他要进行农居房的改造。王澍的视线被浙江农村深深吸引,那些价值极高的古建筑,是历史,是根基,他想把这些民居保存下来。遇见了王澍,是洞桥镇文村、大溪村的幸运,或者反过来,遇见它们也是王澍的幸运。现代化的大厦多了,村民们眼馋着高楼,转眼看自己身后寒颤的老建筑,动了拆迁的念头。王澍的到来,让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而村民却笑着说,他刚来的时候可不受欢迎。

农民对乡村改造没有概念,但直觉告诉他们,这不是好事!挨家挨户询问的过程中,王澍感觉到,村民们对他有些抵触。这样的抵触,让他有些发愁,他开始学着耐心解释,甚至有些低声下气。农居舍的改造很有难度,除却技术上的难度,更难的是沟通。起草设计图的时候,他遇到了很多分歧,有的希望厨房大点儿,有的要停车库,有的要加上柴灶和农具室。“只要他们有新的要求,我马上就改。”王澍回忆那段时光,说了这样的总结。

最后,他拿出了8套设计方案,随村民自由挑选,村民们一看,觉得好看又实用,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为了两个乡村的改造机会,他做出了牺牲,从不轻易接项目的王澍,接受了富阳市政府的项目。美术馆、博物馆、档案馆,这些完成之后,王澍正式开始了农居房的改造,于是便有了之前的一幕。王澍面对这排改造后的农舍,“我不是在造一个房子,而是在建一个世界。“

而从他的作品里,我们隐约看出两样东西:一份毫不将就的艺术,一份为理想低到尘埃里的甘心。古代的文人有一身傲骨,他们不畏世道艰难,坚持自己的“道”。现代人越来越“聪明”,心种的“道”也大都支离破碎了。此时此刻,我们不得不庆幸,在当世文人风骨快要消亡的时候,还有一个王澍,撑起了整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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