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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老先生情系良渚文化 致力于保护良渚文物

2019年07月23日 16:18 杭州日报 
2006年后杨村遗址出土的玉璧2006年后杨村遗址出土的玉璧
康烈华康烈华
夏鼐先生的回信夏鼐先生的回信

  口述 康烈华 整理 于佳

  采访那日,正是良渚申遗的关键时刻。沿路看到这样的标语,“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屏息凝神,翘首以盼之际,康烈华一边帮我泡茶,一边说:“这(申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现在也没什么好紧张的,我认为良渚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

  79岁的康烈华住在良渚后杨村。我到时,院子的铁门开着,南瓜藤顺着门缝垂落下来,在门口叫了几声,没人应。直到电话打过去,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三步并两步走出来,抱歉地说:正在案头写文章。

  四层楼的房子,因老伴平时去儿子家,康烈华一个人住。他做一餐,吃两顿,省下时间读书、写文章。通常他只在厨房附近几平方米活动,那里是他的餐桌,也是他的书桌。桌上的《良渚镇志》,夹着七零八落的小纸条。康烈华解释,这是2014年出版的书,190万字,他主编的。“出版后发现还有些纰漏没看出来,所以赶紧做上记号。”

  聊的间隙,来了六位头戴草帽、言笑晏晏的良渚村民。他们说,守护良渚文化的功臣要上报纸,特地来帮他整理下院子,这样“上镜会更好看”。

  下面是康烈华的口述。

  我从小就觉得自己的村子不一般,似乎隐藏着什么奥秘,村里有前、中、后三大块坟山,仅仅地名就很不寻常,比如皇姑坟、太保坟、宦坟

  我这一生,注定是与良渚文化有情又有缘的,并且造化不小。

  良渚文化以玉闻名。明清以来,良渚出土的玉被称作“安溪土”。1941年,我就出生在 “安溪土”的产地:安溪镇南,一个叫后杨村的古老村落。村中西首有很多桑地,树木参天,翠竹摇曳,东西还有“东港”“西港”两条河港环抱着。

  我从小就觉得自己的村子不一般,似乎隐藏着什么奥秘,村里有前、中、后三大块坟山,仅仅地名就很不寻常,比如皇姑坟、太保坟、宦坟。我总是缠着爸爸和爷爷追根问底,还隔三岔五借着拾橡子、拗野荀、采蘑菇、摘野果,在坟山间仔细察看,渐渐弄清了我们村的来历。

  传说后杨村在南宋时叫后王村,村里有个姓王的大相公。后来这王家被满门抄斩,就将金银财宝丢到各个井里,把藏宝图记在一把玉扇上,这玉扇也丢在一口井里。传说只要找到这把玉扇,就能找到王大相公埋藏的“十八供金玉”,所以历来有人在村里掘掘翻翻。

  玉扇子究竟有没有呢?不好说。不过在后杨村发现玉器,一点不稀奇。我听爷爷讲,一百年前,村南的“和尚地”里挖出过大批玉器。那些盗墓者在夜里打“神仙洞”挖玉,有挖成功的,也有洞塌了,反而葬身盗坑送命的。盗挖者挖到了玉,就去杭州城里的古董商行,地方上财主们也要买,这真是一夜暴富,当时一个玉璧总值一千个银圆,有五间木头楼房可建。

  这些故事,我听得惊心动魄,也总想见见玉的庐山真面目。但爷爷说,玉是宝贝,可期而不可求。

  爷爷与爸爸时不时带回一些小石箭头和刨铁一样的青色磨光石头,都是地里干活时掘出来捡的。当时并不知道这些都是文物,是石锛、石刀、陶豆,我就且当玩具收着,常在手里把玩。

  这本封面已显破旧的书,是当年施昕更送我舅舅的。我翻开来一看,原来有鱼尾纹的黑陶鼎片真的是良渚文化的文物啊

  1959年,我中学毕业,回乡务农。几年后“农业学大寨”,村里挑平高墩地,准备填塘造田。工地上经常挖出石器与陶片,鱼尾纹和圆柱形的陶鼎足最多。我在桑林里削地,坟山间放羊,也会“当”的一声,削到或拾到一些青颜色的石制小箭头。后来,我才知道,这叫石镞,狩猎用的。

  我总是当宝贝拾回家,丢在一个旧篮子里藏着。虽不知它们为何物,但我坚信:这些是文物。

  不久,余杭县文管会的文物干部沈德祥知道了,特地来找我了解文物情况。日子一久,我们结成了“忘年交”,他每次来,我就领着他在坟山和桑地里转来转去,他用随身带的小锄子东挖挖,西掘掘,连一块印纹陶片都不放过。

  有一次在“和尚地”的地坎上,我们发现了一把大石钺和一把大石刀,沈德祥特别高兴。他告诉我,这说明后杨村地下的文物可能很丰富。

  1960年,我去舅舅姚今霆家做客,他给我一本书《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作者施昕更是舅舅的童年好友和同学,也是我们良渚人,更是良渚文化的首位考古发掘和发现者。舅舅讲,施昕更1937年写成这本报告,碰上抗日战争爆发,没来得及印刷。施昕更便携带文稿,四处迁徙,后经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呼吁,由浙江省教育厅出资付印,1938年秋《良渚》一书才问世,一问世便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

  “能搞出这个报告非常不容易,施昕更的伟大就伟大在这里。”舅舅长叹一声,“因为打仗,施昕更后来投笔从戎当了兵,因为积劳成疾,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才27岁。”

  这本封面已显破旧的《良渚》,是当年施昕更送舅舅的。我翻开一看,原来有鱼尾纹的那些黑陶鼎片真的是良渚文化的文物啊!这种陶片总有人挖到,大多直接敲碎。一想到这里,我真当心痛。

  由沈德祥与费国平介绍,我加入了“良渚文化学会”,成为最早的会员,也是余杭县文管会第一批“文保通讯员”。自此,我以保护良渚文化为己任。

  当时我真的是“欣喜若狂”,心想我能上大学学考古了,我的命运即将改变了。谁知第二天就五雷轰顶

  1971年,是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第二年,我想我如此热爱良渚文化,应该去上大学学考古。我将平时收集到的石器与陶片等装了一旅行袋,带上自己写的几篇文章,准备向有关方面反映一下。

  那年我31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毛头小伙子,但胆子不小,也有一些能力。那时省高招办在北山街新新饭店办公,我就找过去。下午两点,我找到招办主任韩知丰,他听我讲述了自己的想法,看了我带的文物及写的文章,又问了我年纪。他说年龄超出了一点点,问题不大,你有初中毕业的文化,又有实践经验,完全可以上大学。

  韩主任立即叫来一位姓赵的女同志,“你将康烈华的情况记一下,通知余杭县招生的老师,叫他赶快将康烈华填表推荐上来。”当时我真的是“欣喜若狂”,心想我能上大学学考古了,我的命运即将改变了。

  第二天我赶到临平,到县教育局找到刘知行老师。刘老师说:“现在我们余杭县正好有一个北大考古专业的名额,你把表格拿回去,填好后,马上送上来。”当时是大暑天,我浑身冒汗,但刘老师的话无异于一股清凉剂,让我浑身感到清凉和惬意。

  我填好表格送到公社,公社干部并不热情:“表格放这里,公社讨论后,再给你回话。”正是“双抢”季节,十分忙,生产队又不准请假,跑一趟公社也很难。由于前途未卜,我夜里都睡不着,惦着此事。过了两天,趁中饭时间我跑到公社询问,一见面那位干部就说:“公社讨论过了,你不读马列的书,专门搞古里怪东的封资修一套,你不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你没有资格上大学,公社决定不能推荐你。”

  真是五雷轰顶!我顿时天旋地转,人都快站不牢了,心里如捅尖刀。我强忍悲愤,一句话也不说离开了公社。走广济桥的时候,我连石阶也跨不上了。在那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极左时代,研究良渚文化有罪,自己被当成异类对待,今天看来完全是十分荒唐的事。

  我决定和侄儿将这些玉璧专程送到浙博。我俩各拎一只布口袋,坐公交车到武林门,再换车到浙博。工作人员看到这么多玉璧大吃一惊

  有人说,“在余杭区,康烈华是体制外保护良渚文化第一人。”这真不是随便说说的。

  1973年,农村推行沼气窖,每家每户挖一口。有个村民家里挖到地下一米左右,山锄子挖到硬物迸出了一串火星。挖掘的帮工用手一挖,出来一个20厘米左右的圆形薄饼子。递到上面,帮工们看了吃了一惊,玉饼子!于是窖下施工的人干脆用手向洞壁上掏挖,泥土又细又松还发绿,一掏、二掏……竟一连挖出近十个玉璧,大小不一。

  那时村民对良渚文化及玉器完全没有概念,也不知文物的价值。但帮工都是淳朴老实人,一致认定这些玉璧都是东家的,于是东家用一个大提篮将挖出的玉饼收藏到家里。

  当时我不在场,晚上才知道这事。邻居是我侄儿的小舅子,我先与侄儿沟通,侄儿当过兵,有文化,我的话他也认为有理,于是去动员这同姓族人将文物献给国家。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反复讲了好多道理,主人也同意了我的意见。

  考虑到玉璧是重要文物,我先给浙江博物馆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情况。1973年3月14日,我接到了浙江博物馆的回信,他们表示会派人到安溪来取文物。当时还是“文革”后期,较为混乱,过了一段时间,见没人来,我决定和侄儿将这些玉璧专程送过去。

  我俩各拎了一只布口袋,坐公交车到武林门,再换车到浙博。浙博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么多玉璧也大吃一惊,十分欣喜,连连说好。

  那时将经济代价看得十分淡薄,几乎没有概念,我纯粹以保护国家文物为己任,所以也没有向浙博提出任何要求,只要求出一个收条。

  浙博负责人就打了个收条,同时给我们两人五元钱,说是往返的车费。就这样,我们两人捐献文物后空手回到家里。

  当时,我心里特别高兴,认为自己做了一件保护国家文物的大事。这件事是我平生保护良渚文化的第一件事,当时连一句表扬话都听不到,想想这是自己心甘情愿做的,又计较什么呢?

  1975年,我收到了夏鼐先生的回信,他写道:“你能十七年如一日,攻研考古,其志可嘉!对于你在村子中发现新石器遗址,也是可喜的事情”

  1975年,我从“农业学大寨”造田中收集的石器、黑陶片等文物实物已经很充实,我坚信自己村子是一个良渚文化遗址,地下一定有文物,因此将情况与想法写成一封信,于3月14日寄给著名考古学家、“良渚文化”的命名者夏鼐先生,并在信中表达了我想从事考古事业的愿望。

  4月3日,我收到了夏鼐先生的回信,信是寄到我家里的,他在信中写道:“你能十七年如一日,攻研考古,其志可嘉!对于你在村子中发现新石器遗址,也是可喜的事情。”

  我高兴极了,此后的日子里,我总是把夏先生的嘱咐当成自己的职责。这封信我一直珍藏,几乎鼓励了我一生。

  此后将近四十年里,我又结识了良渚文化研究专家王明达、牟永抗、周膺、方向明、赵晔 、蒋卫东、马东峰、周黎明等先生,他们都给我过帮助和指导,教给我很多知识与学问。至于余杭的沈德祥、王云路、戚水根、陆文宝、林金木、费国平、章忠勋等,也都和我成了文保老朋友和莫逆之交。

  至于后来,良渚玉器价值爆升,文物贩子串村高价收购,一个玉璧转眼能卖几十至一百万。这时,先前捐献玉璧的村人有点后悔,他说,如果卖掉一两个,就足可以造房起屋了。而我自己则被县文管会的老朋友沈德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老康呀老康,你真是做了一世催生婆却摸错了一回脐带啊!”

  他问我为什么不上交给县文管会而交给浙博,否则后来的江南水乡博物馆与良渚文化博物馆将会多一批镇馆之宝。

  1987年7月,我将精心收藏的六十多件良渚文化石器、陶器文物捐赠给余杭县文管会,文管会举行了捐赠仪式,颁发了捐赠证书与奖牌。

  但这还不是最大的惊喜。在我66岁时,我这个“乡村考古人”终于干了一件保护“良渚文化”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并且惊动了省、市、区有关部门及媒体和社会四野!

  文物全部收齐时,我们连晚饭也还未吃好,只半顿饭工夫,真是速战速决,而且没有走漏半点挖出文物的消息

  那是2006年4月,我大儿子康宏果经审批后在自家竹园地(皇姑坟)内建房,4月20日下午5点左右,基础已挖好,挖掘机将地基四周修修边准备歇工。想不到在西南角刨边时,挖掘机刨出了4个圆圆的饼状物,一个掉在地下,一个刚在挖斗里,两个被挖破成对半。站在旁边的一个村民眼尖,叫一声“出宝贝了”,下去将一个圆饼拾起,奔到家里藏好。被挖破的圆饼也被在场的三个帮工所拾,挖斗中的圆饼被司机藏进驾驶室坐凳下。这四枚圆饼就是玉璧,直径都在16厘米至17公分厘米。

  我下班回来,刚到工地边,儿子对我说,“爸爸,基地上挖出文物来了,是玉璧。”我一听,先是吃了一惊,立即说,“这不得了,是大事,东西在哪儿?要赶快报告老费(杭州良渚遗址管理所所长)!””

  儿子正在思想斗争,好不容易批了一块地基造房,担心报告后会另生枝节,但迟疑了片刻,还是毅然决定先报告要紧。于是,我们父子俩同时拨打报告电话,我打给费所长,儿子打给管理所的施时英——他是施昕更的孙子,报告挖出良渚玉璧的事。

  费所长在外出差,指示说:“情况知道了,最要紧的是要做好三件事,第一是要搞好保密工作,除帮工外,千万不能向外透露工地上出玉的消息,每个人要立下保证,防止夜里有人偷盗。第二是晚上必须值夜守护工地,防止外人进入。第三是协助收缴好出土玉璧,一件也不能少。我立即通知施时英来收缴。”

  和老费通完电话,我心里踏实了很多。我和儿子商量了一下,让现场所有人来我家。帮工们都没有回家,连脏衣都不换就在我家吃晚饭,吃了一半,良渚文管所的小施已赶到了,先是收缴了帮工挖破的4个半个玉璧,又去村民家取回完整的一个,然后再去挖斗车司机家收缴另一个玉璧,那挖斗车司机还来不及将玉璧洗刷一下,就被收缴了。文物全部收齐时,我们连晚饭也还未吃好,只半顿饭工夫,真是速战速决,而且没有走漏半点挖出文物的消息。

  说是吃饭,其实是开会。我反复和大家讲,千万不能讲出去,谁讲出去谁要负责。下溪村的瑶山1987年发生过文物盗挖事件,30多人被判刑。大家听了都很严肃,谁也不想被关监牢。

  夜里,我儿子将小轿车开到工地上,守了一夜。由于消息封锁,工地一夜平静。

  这天围看人群如潮,我亲眼看见四号墓地的玉器出土过程,看着那么多种类的玉器被取出来,心想:或许“皇姑坟”正是祖辈传说中的“十八供金玉”所在吧

  第二天早晨,良管委主任张炳火、文保局长王寿琨、文物专家蒋卫东、文管所长费国平及良博领导都来到工地。

  张炳火书记当场表扬了我们父子,还说,“房子还是要给他们造的。”这句话给我们吃了定心丸。接着由良管委着手清理基地表土。第二天的清理还是封锁了消息,相对安静,夜里继续由我儿子在轿车里守护工地。

  22日上午基地清除松土后,很明显地露出三个东西排列的古墓穴,下午开始挖掘西边第二号墓,清理文物后接着又挖掘东边第三号墓,天黑前工作结束。二个墓穴出土了大量的玉璧、玉琮、玉镯、玉管、玉带钩、玉簪、玉珠、玉锥形器、陶盘、陶豆等等文物。这天,省、市、区各大媒体闻讯而来,报纸电视竞相报道。是夜,瑶山派出所介入保护现场。

  23日决定停止一天,24日,发掘中间第四号墓(主墓),省考古队专家也亲临现场,至下午六点半才取完十分丰富的良渚文化玉器,这天围看人群如潮,我亲眼看见四号墓地的玉器出土过程,看着那么多种类的玉器被取出来,心想:或许“皇姑坟”正是祖辈传说中的“十八供金玉”所在吧!

  后杨村皇姑坟遗址一共发现良渚文化墓葬九座,挖出精美玉器200多件,大型玉琮、玉璧、玉管、玉镯都有。其中一个削边玉璧与一个玉耘田器是首次发现的良渚文物。这天,省、市、区各大新闻媒体都闻讯而来,一时间报纸电视竞相报道。发掘后,专家们认定这是一处规模较大的“良渚文化”中晚期遗址,是当时良渚贵族的墓葬地。这是进入新千年后“良渚文化”考古的一次最新最大发现。

  后杨村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出土众多玉器文物,刚好为纪念良渚文化发现七十周年庆典献上了一份厚礼,区委何书记代表区委、区政府、良管会在纪念大会上授予我儿子康宏果“良渚遗址保护工作突别贡献奖”奖牌,并发放奖金2万元。

  2018年6月,良渚博物院完成闭馆改造重新开放,良渚遗址保护特展特别设置了我们康家保护文物的历史贡献,有证书、有我主编的刊物《良渚》,还有我和儿子的采访录像。

  我生在良渚,长在良渚。这里有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东西,要好好保护,不要去破坏,从十多岁到八十岁,保护良渚文化已经是我刻在生命基因里的一种本能了。这次良渚申遗成功,42平方公里的中心遗址区保护力度会更大,哪怕再过100年,这里依然可以保持着青山绿水,这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最大“红利”。

来源:杭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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