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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分他去悼念捐献器官的儿子

2019年04月07日 14:31 北京青年报 
江西南昌开展祭扫遗体器官捐献者活动,市民缅怀捐献者 江西南昌开展祭扫遗体器官捐献者活动,市民缅怀捐献者 
手术结束后,红十字会给家属递上荣誉证书手术结束后,红十字会给家属递上荣誉证书
朱思泉的婚房现在还保持着原样朱思泉的婚房现在还保持着原样

  当人在脑死亡之后,靠着医疗器械和药物的维持,心脏仍会保持跳动。有时,这个过程会持续一个月,甚至更漫长。  

  在朱思泉下葬那天,他的小女儿降生了。除此之外,朱思泉的生命还有另一种延续的方式,他的肝、肾、眼角膜都捐给了别人。

  病患的亲友们不得不面临选择,有人始终坚持,等待奇迹的出现,哪怕再多看几眼也好;也有人早早放手,通过遗体捐献,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而朱思泉就是其中的一员。

  2019年中国器官获取组织大会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6302例,加上2545例亲属间移植,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PMP)达到6.8;182家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共完成器官移植手术20201例,捐献、移植数量均位居世界第二位。

  追思

  儿子去世捐出三种器官

  追思会让父子离得最近

  每年清明节前后,江西省红十字会举办遗体器官捐献者追思活动,朱厚得都会从家里赶来参加仪式。

  他从老家燕溪村出发,先骑摩托到高安市,再乘坐大巴到南昌,最后辗转到墓园,一路奔波。

  朱厚得今年48岁,命运薄待于他,从2014年起,他连续失去了两个儿子。小儿子因病逝世,当时才十几岁;2015年8月31日,大儿子朱思泉因车祸,在医院里住了23天,最终没能抢救回来,也离他而去。

  儿子去世后,朱厚得做主,捐献了儿子所有能用的器官,肝、肾、眼角膜。他是在福建开出租时知道的器官捐献,明白了这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3月27日,遗体器官捐献者追思会在南昌青山墓园举行,朱厚得一早就出了门,到达墓园时,清晨的露水还凝结在翠绿的树叶上。

  他是一个人来的,自从大儿子去世后,儿媳妇罗敏(化名)外出打工,家里除了朱厚得,只剩妻子和一对孙子孙女。

  家里小楼二层是朱思泉结婚时新装修的,他去世后还保持着当初的模样,也时常打扫。不过大儿子去世后,一家四口就从没在二层住过,宁愿挤着住在一楼。“一想到是他以前住过的,心理上受不了。”

  追思会是一个契机,这是一年中他跟儿子距离最近的时刻。其实,朱思泉的坟就在家后边的田垄旁,坟边杂草丛生。朱厚得极少来这里,一是伤心,二是习俗,“年长的人不能给年少的人上坟。”

  只有来到追思会,他才能得到稍许安慰。在这里,聚集着和他一样的人,一种是带着丧亲之痛的捐献者,一种是带着重生之敬的受捐者。

  在这里,很难看到朱厚得脸上流露出痛苦。只有在排着队去纪念碑前献花时,他会从兜里掏出纸巾,仔仔细细擦着儿子的照片,走的时候,还要再回头看上一眼。

  朱厚得不知道自己还能来看儿子几次。他有糖尿病,每天在家注射胰岛素。干不了重活儿,家里的开支主要靠妻子在市里打工,他在家里带孙子孙女,顺便种点水稻蔬菜。

  朱思泉去世后,家里欠了十几万,当地红十字会了解情况后,为他提供了一些捐助,眼下,两个孩子既是希望,也让他忧虑重重,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支撑到把两个孩子供出来那一天。

  签字

  怀孕儿媳送最后一程

  帮丈夫完成最后遗愿

  朱思泉出事是在距离家不远的路上。当时交警打电话通知家属,首先接到电话的是当时怀孕九个月的妻子罗敏。

  等家属赶到高安市人民医院后,朱思泉已经在ICU里抢救了,后来由于费用过高,又转到了普通病房。

  这23天,罗敏每天都去医院陪朱思泉。有时跟他说起未出世的孩子,朱思泉的眼角还会流出泪水,但却始终没有醒过来。残酷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加清晰:在医学认定脑死亡后,或许病人还有呼吸、有体温、有心跳。家人有时会误认为是植物人状态,还抱着醒来的可能。但实际上,这是呼吸机的作用。离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23天后,朱厚得知道,儿子回不来了,是时候松手让他走了。

  他决定捐出儿子所有有用的器官,而这也获得了儿媳妇罗敏的支持。

  江西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李勇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江西省红会接到医院传来的消息,赶紧跟朱厚得取得联系,确认了捐献意愿后,就跟随医院的车赶到高安人民医院,见到朱厚得。

  当时,罗敏不在医院。按照法律的规定,如果捐献者直系亲属不能来现场,需要出具委托材料,委托其他直系亲属来全权代表。“我们有两个要求,不仅需要她手写委托书,还得手持身份证和委托书拍张照片。”李勇介绍道。很快,罗敏就将委托材料传了回来。

  做手术时,红十字会需要派人在手术室进行监督,做录像记录,以保证器官捐献手术按照家属意愿进行。

  当天后半夜,朱思泉达到了临捐状态。就在李勇准备进手术室时,罗敏突然来了。

  “我们当时都很诧异,他们家距离医院有20多里,他妻子是骑了一辆电动三轮车过来的,挺着个大肚子。”李勇说。

  罗敏来时,还带着两三岁的儿子,坐在医院的一个谈话间里。半夜,谈话间没开灯,只有一点走廊的灯光从门缝里透进来。李勇走进屋里时,看着眼前的情景,愣住了。

  “他妻子就坐在那里,影子拉得极长,我往那个房间走,突然就不忍心了。”李勇犹豫了,委托手续已经办好了,还有必要再让眼前这个妻子签字么?

  这种犹豫和纠结,在李勇的职业生涯中反复出现。他很理解家属的想法,“人还有一口气,或许就像植物人一样,还有百万分之一的机会,但器官捐献协调员从手术室进去再出来,就彻底结束了。”

  他还是把签字文件放在了罗敏面前,忍不住问:“过来一趟不容易,为什么还要亲自来?”罗敏告诉他,就是想来给丈夫签字,来送他最后一程。

  罗敏说,丈夫朱思泉是一个很热心的人,一家人都在遗体捐献这件事上达成一致。“之前他弟弟去世时,就想着捐献器官,但没能实现。他自己也想捐献,我得帮他完成这个遗愿。”

  非议

  当地民俗对此举有争议

  公益相助度过艰难日子

  朱思泉出殡那天清晨,罗敏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当时已经过了预产期。”朱厚得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5点,孙女出生,一家人在医院照顾母女二人,上午9点,儿子出殡,他们赶到殡仪馆,送了最后一程。

  3天后,罗敏出院,坐月子既没回娘家,也没到婆家。朱厚得在村头卫生院租了一间空房子,一个月100块,让罗敏安顿坐月子,房间条件简陋,只有一张床。

  坐完月子几个月后,罗敏就把孩子留在朱家,外出打工了,她也再没回过朱家。在朱厚得家二层,是为小两口结婚专门盖的全新的房子,装修一新,墙上还挂着两人的结婚照。“不想回家,看着心里难受。”罗敏说。

  带儿子骨灰回老家安葬时,朱家人特意避开了村里的大路,从稻田地里拐了弯,村里是有些忌讳,有人私下议论,这个父亲够狠心。朱厚得装作不知道,“没人当面讲”,他觉得自己做得对。

  “高安这边的风俗是,人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要送回家里,这样才能允许进祖坟,不然会认为不吉利。”高安市红十字会刘会长介绍,朱思泉是高安市第二例遗体器官捐献者,捐献之后,红十字会联系医院,解决了住院费用。朱思泉住院时花费不小,家里欠了不少钱。后来,红十字会、社会爱心人士和淘宝“公益宝贝”计划的爱心商家还陆续为朱家筹款,帮他们度过最艰难的那段日子。

  刘会长同时透露,当地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专门去燕溪村找村干部做工作,“就告诉他们,这是做好事,不要把人家当怪物。”

  风俗的确是阻碍遗体或器官捐献的重要原因。李勇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有一次,他们去村子里接一个同意捐献用于医学教学的遗体。遗体都装上车了,手续也搬完了,被同村的村民得知,扛着锄头扫把、铁锹过来了一群人,还拎了一截树桩子,堵住了路。那一次,甚至惊动了派出所,最后还是被迫放弃了捐献。

  还有一次,他们去接一位在家里去世的老人,家人同意进行遗体捐献。老人家住在二楼,一楼的住户不同意从他门前经过,最后,他们将老人遗体装进尸袋,从二楼吊了下去。

  相较而言,人在医院离世的捐献难度要比在家里去世的难度小一些,家属可以保密。李勇告诉北青报记者,在做完器官捐献手术后,医生会对遗体进行缝合、化妆,摘除眼角膜的,还会给遗体装上义眼。从手术间推出来后,家属拉开装尸袋,看到的是完好的家人永远地沉睡了。

  “随着政府实行了丧葬改革,不准土葬后,老百姓接受器官捐献就容易多了。”南昌大学一附院移植科主任肖建生说。江西省红十字会的统计显示,从2007年到2014年上半年,省内一共只有8例遗体捐献,但到了2014年下半年,就有了20多例。

  程序

  捐献实行“一票否决”

  逝者家属须全部同意

  在做器官摘除手术时,也有家属要求进手术室,见证亲人捐献器官的过程,但这是不符合手术规定的,“他就觉得不放心。怕医院把什么有用的都取掉了。”

  一般来讲,无论是主治医生和器官使用的医生,还是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均不做劝捐。“我们更多的是去做普及宣传,让家属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并且想捐的时候知道该怎么办、去哪里找谁。”李勇说。

  在捐献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候,直系亲属同意了,旁系亲属不同意,捐献手术也不能贸然进行。李勇告诉北青报记者,在遗体或器官捐献这件事上,实行的是“一票否决制”。如果逝者亲属之间不能达成一致,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就会停下来,不进手术室,先让家属们去协商。

  这是一场洞悉人性与家庭关系的微妙衡量。当家庭顶梁柱走了,可能留下孤儿寡母和一系列的医疗债务,此时家属之间意见不统一,即使有直系家属强硬达成捐献,很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尤其是碰到那种只剩下十七八岁的孩子的家庭,李勇和同事们会更加小心,不希望因为意气用事或者逆反心理而做出决定,“就算你强行捐献成功了,家属后面的事谁来管?”

  只有当家属们取得一致意见后,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才会穿上无菌服,拿好录像设备,走进手术室,手术之前,医护人员要先为捐献者进行默哀,然后在录像机的见证下,将挽救另一个生命的器官从逝者身上分离。

  延续

  受捐者情况酌情透露

  生命接力给生者勇气

  “有些捐献者家属希望知道亲人的器官给了谁,但依照规定,捐献是双盲的,我们对双方都不会透露。”肖建生说。

  手术结束后,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走出手术室,要给家属递上荣誉证书,还会告诉家属,通过逝者的捐助救活了几个人,“心脏捐献的要求比较高,江西一般是捐一肝两肾。我们就会跟家属说,您亲人的捐献,可能会给三个器官衰竭的患者重生的机会。”

  也有家属持续关注着另一段的患者情况,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也会酌情告知家属,受捐者的大概情况,“比如说您的亲人的某个器官捐到哪个城市、受捐者大概多大、男的女的、术后恢复情况怎样,等等。”

  “人家图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亲人的气息还在,我们会把情况告诉他,受体恢复得好,就代表着他亲人的器官,还在继续运转。”李勇说。

  2011年,南昌市新建区的一位老人失去了儿子,老人的记忆从儿子捐献器官那一刻停摆。如今老人80多岁,眼睛都看不清了,思维也越来越混乱,唯独对捐献记得清楚,“逢人就说,儿子救了3个人,其中有一个是二十五六岁的姑娘。”

  从某种程度上,这种生命的接力,是逝者一家人继续生活的念想。

  但朱厚得没问过李勇,朱思泉器官的去向,在他心里,儿子的生命已经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在某个地方继续存在着,维系着另外几个家庭的完整。 文/本报记者  杨宝璐  统筹/刘汨

  现状

  大脏器移植我国手术量居全球第二

  器官移植,被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成就之一。尽快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关系到民生福祉。“在探索的过程中,各方逐渐意识到,红十字会参与是比较合适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副主任侯峰忠说,无论生存境况堪忧的器官衰竭患者,还是遭遇重大不幸的捐献者家庭,都是红十字会关心的弱势群体。“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也与捐献者的奉献精神相一致,更能得到捐献者家属认同。

  2010年时,中国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仅有0.03,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个数字在2018年已经变成6.8。年捐献量位居世界第二位。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3月底,通过书面或网络途径登记捐献遗体和器官的志愿者人数累计超过116万人,实现捐献22899例,捐献器官65337个,救治器官衰竭患者6.5万余名。

  采访中,北青报记者了解到,早在1992年,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开始进行肾移植手术,2001年开始进行肝移植手术。如今,这两项手术的成功率都很高,医生现在追求的,已经是5年存活率、10年存活率这种远期效果。去年,全国的肝移植做了6000多例,肾移植过万例,“这种大脏器的移植,我国的手术数量已经是全世界第二了,仅次于美国。但供体不足,仍旧是最大的问题。”南昌大学一附院移植科主任肖建生告诉北青报记者,目前,肾脏移植的缺口高达150比1,肝移植则为30比1。

  心脏停跳之后,器官允许热缺血的时间(暨从心脏停跳到医学灌注时间段)很短,心脏只有3到4分钟,肝脏5到8分钟;肾脏也只有30分钟。严格的摘取要求,和病人多变的情况,意味着每当有合适供体出现时,必须争分夺秒,为此,遗体捐献协调员必须保证24小时待命。

  摘取手术不难,一般只需要一个多小时,但等待逝者达到临捐状态,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时是一整夜,有时是很多天的情况反复。前年春节,江西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李勇大年初一接到有器官捐献的通知,就在医院里等了一晚上,直到确保器官完好送到移植医院,才松了一口气。

  来源: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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