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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人生转折也是中国的命运转折

A-A+2014年8月10日01:50青年时报评论

  48集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央视一套8月8日首播后,马上受到全国广大观众的关注。

  这部作为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献礼大戏,截取邓小平1976年复出至1984年国庆阅兵的时间节点,全剧共分为“整顿科教,走向变革”“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发展经济,建设四化”“百废待兴,城乡共荣”“时代先锋,国际大潮”五个篇章,采用了虚实结合的叙事方法。一条实线是以邓小平家庭为主,正面表现改革开放初期共和国的风云变幻,一条虚线则以干部田志远家庭、知识分子夏默家庭、工人任大力家庭等普通人物的命运为主,从一个侧面讲述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以及普通民众的深刻影响。

  本剧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组织、指导,北京华影文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制作。导演吴子牛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曾执导《天下粮仓》《贞观长歌》《南京大屠杀》,凭《晚钟》获第九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制片人高成生曾担任《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大型影片的执行制片人。编剧为龙平平、张强、黄亚洲。剧本耗时近四年打磨,全景地再现了改革开放初期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

  本报特别联系到正在美国访问的三位编剧之一、前浙江作协主席黄亚洲先生,请他介绍了该剧的一些创作情况。

  ●访谈录

  时报:您创作过许多主旋律电视剧和文学作品,此剧对您而言,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黄亚洲:该剧离现实太近了,剧中涉及的许多人物都还健在,涉及的许多事件至今众说纷纭,各有看法,究竟如何比较客观地来表现,应该是这部剧编剧中的最大挑战。这几年,我们编剧人员经常为一句台词、一个细节的表达,讨论好几个小时,甚至整整半天。有时候还争论不休。直到审片之后,有些权威人士提出哪些不宜表现,哪些应予删节,我们还反复争论。我个人的意思是尽量还原历史真实。我们现在应该有这个勇气。

  时报:这样的历史大剧,关注的是一代伟人邓小平,他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中一直是个标志性人物。1976-1984年,不仅是邓小平人生的转折时期,更是中国国家命运的转折时期。观众关注剧中会出现什么关键的历史事件以及邓小平在其中的作用。作为编剧之一,您可以剧透下吗?

  黄亚洲:上世纪60年代以来,邓小平在党、军队、政府中都居于领导地位,也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主要斗争目标之一。邓小平在政治运动中多次被打倒,还先后被扣上“中国第二大走资派”“右倾翻案风总头子”的大帽子,但是使我们感动的是,他在艰难地站起来之后,不顾政治险境,继续推行发展中国生产力的方针和道路。

  在那个复杂的年代里,他始终思考的是如何让贫穷了几十年的中国人民得到真正的利益,如何让中国人民摆脱贫穷,尽快富裕起来,所以我们坚持,我们笔下的邓小平艺术形象,是人民的领袖,而不仅仅是国家的领袖。所以邓小平在复出之后的复杂政治环境里,依旧不屈不挠,甚至大胆直言,顶着压力前行,实在愤怒的时候,他会直接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宣部长张平化,厉声要求:“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争得好。你们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了!”这是原话,电视剧里也这样表现了。当然,事实上,他是把张平化叫到家里来谈话的,是两人直接交锋的,我在长篇小说里就复原了这个场景。我也可以告诉你,这位张部长尽管感受到了邓小平的愤怒,但是事后依然故我。这也反映了那时候思想斗争的尖锐程度。

  时报:好看的电视剧自然是其中的矛盾冲突,而该剧还有历史的真实性,您作为编剧之一是如何把握和平衡的?

  黄亚洲:我们在创作时,精心设计了人物表,将虚构人物和现实人物交织起来推进故事。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我们塑造了虚构人物如港澳办副主任田志远以及后来干个体户的儿子田源、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夏默以及后来考上北大的儿子夏建国、思想复杂的中办秘书局副局长刘鑫、一度思想极其僵化的总政宣传部副部长曲径等,通过这些虚构人物以及家属、子女的命运,体现邓小平复出之后人民的命运在改革大潮中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人物命运的发展在剧中占有的比例很大。

  我想,这应该是编剧们集体创作的精彩之处。在创作的三年半时间内,我们阅读了大量的材料,进行了许多采访,也到了邓小平那些年到过的许多地方,比如安徽农村、四川农村等地。邓小平74岁上黄山,我们也上了一趟黄山,与黄山管理局的同志座谈邓小平当年对黄山管理工作的指示精神。我们还去了邓小平的家乡广安,了解了他青少年时期的思想脉搏。总之,我们的创作态度是严谨的。

  导演在剧中也有很多精彩的二度创作,他压缩了一些戏,也加了不少生活情趣的戏。另外,导演也让邓小平的扮演者尽情发挥。比如邓小平搬新家之后,邓小平在家人面前很深情地拥抱了一下夫人卓琳,这也是扮演邓小平的演员马少骅在当时情景下,情感激发而作的现场发挥。这一动作,在屏幕上效果很好。

  时报:在创作这部大戏的同时,听说你把剧本改编成了长篇小说,能否向大家介绍下两者之间的区别?

  黄亚洲: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也去了邓小平家。我两次向邓小平大女儿邓林作详细采访,比如邓小平家庭起居是怎么样的,邓小平散步是怎么样的,院子里走几圈,晚上是怎么样休息的,抽烟是怎么控制的,饮食习惯如何,等等。这些虽说都是小事,但文学是人学,归根结底要为塑造人物的典型性格服务,不能马虎。

  这个电视剧写完后,我还把这个75万字的电视文学剧本改编成56万字的长篇小说,小说因为是从电视剧本脱胎的,当然也应该是我们三位编剧署名。这项工作大约花了我半年的时间,从去年11月份接手任务以来,一直写到今年的4月底初稿杀青,一共二十二个章节。现在,作品已经通过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审查。长篇小说版本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预计于九月可以出版。我也希望对电视剧产生兴趣的朋友,同样关注这部长篇,因为长篇中对人物的文学描写更为细致,有的地方直达心灵,这与用画面叙述故事的屏幕方式有很大区别。

  时报:邓小平是一代伟人,其子女称其受文革影响,性格大转变,是非常环境扭曲了他。该剧展现的邓小平的人物形象是怎么样的,编剧创作中又强化了邓小平哪些特征?

  黄亚洲:邓小平最大的性格魅力就是他的坚定性,他的坚韧度。他在复出之后除了政治上的坚定与不屈服之外,还非常注意策略。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如何说得有影响力,都是他反复思考的问题。因为他在党内毕竟是第三把手,还有不少人心事重重地盯着他,等待着他的“冒失”。比如,他直截了当地反对“两个凡是”的公开讲话,他就想了好久,他不说,又能由谁来说?那时候还非得他站出来说话不行。

  但是,怎么样说呢?“两个凡是”毕竟出自当时的领导之口,不是轻易可以动的。但是为了国家发展的利益,邓小平非得说不可,但他不选择在北京说,而是跑到东北的吉林长春去说。他当时公开对“两个凡是”挑战,对党对社会的震动很大。这些表现人物个性的情节,在剧中都有所反映。邓小平在文革后变得不喜多言,但确实一句是一句,他是有性格的。这种性格也是有魅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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