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杭州创业青年示范区。

新华社

资料照片

  金一平递给我一本《创业浙大》的内部刊物,印刷精美,她希望我读一读其中一篇文章,写的是浙大竺可桢学院的创新与创业管理强化班(以下简称为“浙大强化班”),称之为“浙大系创业‘特种部队’”。在杭州,浙大系创业军团以41%的“创业市场占有率”位居第一,而其中有相当部分就出自浙大强化班。

  1999年,浙大强化班设立,2000年起金一平开始担任这个班的主管老师,至今18年,感情很深。任何时候,她都不吝啬夸奖班里的“这些孩子们”,尽管他们中很多已经年近40。“茅侃侃式的选择不会发生在我们这个班里。”她说得肯定,看着我又重复了一遍,“不会的。”

  特别复杂的招生流程,只为找出能折腾的人

  在知乎上有一篇帖子,大意是问:在浙大强化班就读是怎样一种体验?

  点赞最多的一个回复中有这样一句话,“每个人在这里都或多或少能够找到自己兴趣相投的人”。

  严格来讲,强化班并不是一个创业组织,而是竺可桢学院的交叉复合班,有意思的是它的招生每年都有强化班的学长参与完成。“我们设计了特别复杂的招生流程,大概是所有辅修班里最复杂的,单是报名表就要填好几道,还要约谈学长学姐,经历这么复杂的流程还想进来的,都是真爱。”金一平说,每年招生都有班委跟老师“吵架”,“不是私心,就为了他们认为更适合强化班的学弟学妹争取名额。”

  金一平鼓励选拔时的这种冲突。“他们的坚持、自主和荣誉感,以及敢于冲破规则的东西,正是我们这些老师最看重的,事实上,设立种种流程的初衷就是要从中筛选出特别喜欢折腾的那群人,然后强化培养。”她说,在这群人身上潜伏着相似的创业精神,“梦想、激情和责任感。不要狭义地理解创业,我们相信,拥有创业精神的人做任何事情都更容易成功。”

  刚毕业时,觉得自己干什么都能成

  据说强化班的招生宣讲会每次都会有正在创业的学长学姐讲到工资发不出来时的煎熬,当时坐在台下的王润宇并不能完全理解这种挣扎,直到他亲眼看见,直到两年前他也开始创业做他的“习音堂”。

  王润宇是强化班2002级成员,2006年从浙大毕业后去了上海,进了一家知名外企。“当时我不觉得自己适合创业,反而更向往外企的工作氛围,那代表着自由流动和开放共享。”工作三年以后他发现,越是成熟的企业越是按部就班,自有一套规则,而他能做的除了适应别无选择,“当时正好陈伟星(泛城科技创始人,也是快的打车的创始人之一,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来上海,说起他的创业团队,就邀请我回杭州。”后来王润宇才知道,当时陈伟星找他其实是对一个新入职员工做背调,没想到后来挖走他。

  当时陈伟星的泛城科技也刚刚起步,王润宇在泛城七年,相当于旁观了陈伟星的整个创业历程,这让他第一次无比清醒地认识到创业是一个极具风险的过程。“我记得有一天他进来,说大家凑一凑,凑100万,再给快的团队三个月,他觉得这个项目能成,不想半途而废。”当时泛城有一个创新事业部,在快的打车之前已经做了四五个项目都以失败告终。“谁知道之后快的会发展成这样的规模呢?如果早知道,大家应该都很乐意凑一凑吧。”王润宇说着就笑起来,“当然在财务上我可以这么后悔,但创业这两年教会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后悔,承担就可以了。”

  2014年竺可桢学院曾做过一次内部调查,据不完全统计,1999级至2012级共600名强化班学生中创业人数达83人。创业是一种动态选择,统计数据总是“不完全”。比如说,在2014年初的统计中,2010级成员中还只有9人创业,而到当年年底,创业人数已经增加到15人。

  “刚毕业那会儿觉得自己干什么都能成,销售岗位会去应聘、实验室岗位也会去试试,而且每次还都能从初试面到终试,现在想想都是扯淡。”王润宇说,在来公司应聘的毕业生里他常常能看到曾经的自己,“现在我不会告诉别人什么一定是对的,但我以前是这样的人。现在我发现很多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反而开始鼓励他们,我们应该对世界保持开放和好奇。在自然竞争里,浪费就是一种常态,没有竞争环境,你又怎么知道谁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