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方言馆旧址▲瑞安方言馆旧址
永嘉学馆永嘉学馆

  历史上,温州人是以会读书出名的。

  朱熹理学传人真德秀说:“温多士为东南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滋养了一代代温州人——两宋时期,温州著名学者多达240人,著作600多部;南宋100多年间,文科进士达1147人,其中状元6人。新中国成立以来,温州已有两院院士27人。

  而温州的现代化,正因为对文化的重视,而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当时,这种现代化由一大批乡贤人士举办新式文化、教育、市政、产业事业而肇端。

  恰恰是文化底蕴和地域对生活于其上的人群的打磨,让温州的人文之潮,一旦涌起,便是奔涌向前的势头——2012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如今,5年过去,温州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

  过去的几十年,温州人走出、归来,勾连着世界与浙江的关系,也创造出一种开放的样式。

  永嘉学派

  影响了温州商人哲学

  温州人有钱,有生意头脑!这话有一些言下之意的。

  生意人,常常在人心里烙下和《包法利夫人》里对布商乐乐一样的刻板印象:唯利是图,没有文化。

  写下了《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当然是这样认为,否则,温州作家哲贵也不会说:“福楼拜对乐乐有过8次侧面描写,但正面、甚至中性的描写一次都没有。”

  哲贵的小说作品,原型都是温州人。但他认为,温州商人是有文化自信的。

  在温州永嘉县的永嘉学馆门口,记者“遇见”三位先生。南宋时期的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他们是宋朝“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

  “永嘉学派”最初由薛季宣提出,被他的学生陈傅良继承;后来由政治家叶适集大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温州人的文化渊源。

  哲贵说,与理学、心学学派不同,永嘉学派的哲学思想是“道不离器”。“这是一种唯物哲学,认为客观事物的‘道’,必须通过具体的实物来认识;但同时,又不被实物体所束缚,是自由的,要创新的。”

  温州的商品经济思想,可以追溯到永嘉学派说。今天温州商人主张“实业兴邦”,坐而论道容易,挽起袖子自己干就难了!

  “为了弥补温州先天的不足,温州人做事业的特点很明显,特别勤奋,喜欢抱团。” 洪振宁说,所以温州人通常多这样的群像,不太有特别突出的个体。

  洪振宁参与编写的《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纪实·温州卷》里,讲述了近百个温州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任选一个故事的片段,都可以以点窥面温州商人的群像——

  1991年,温州商人王均金和大哥王均瑶在长沙做生意,一大群温州老乡都在一起干。那年春节,大家决定回家过年。归心似箭的温州老乡们包了一辆大巴回家,一路上风雨兼程,累坏了的王均瑶感叹:“汽车真慢。”当时老乡打趣他:“飞机快,你包飞机回去。”

  没有坐过飞机的王均瑶,把这话当真了,立马从敲开湖南省民航大局的门开始实施。经过半年多努力,往返苍南和长沙之间,盖了100多个章,1991年7月,一架“安24型”民航客机,载着满座的客人,从长沙飞回温州。

  这之后,王家兄弟不止包机50多条航线、每周200多个航班,还建立了自己的民营航空公司。

  外人说:“温州人这哪是第一个吃螃蟹,这是吃鳄鱼!”这样“胆大包天”的温州人不是一个、两个,是一堆、一群,无数个。他们心里埋着先贤传递的哲学基因:着眼实事,敢为天下先。

  瑞安方言馆

  浙江最早的外语学院

  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宋恕、陈黻(fu)宸、项氏兄弟等,他们不但是瑞安与温州地区的文教大族,是大学者、学政、经学家、数学家、教授,而且身先士卒地倡导、举办了新式产业、现代商业和文明市政。

  他们促使瑞安的学校、工厂、公司、邮政、码头次第兴建,即使是在当时现代化事业中“开风气之先”的江浙地区,瑞安也是“敢为天下先”,而走在大部分州、府、县之前。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2月16日,瑞安先哲项湘藻、项崧兄弟俩创办的瑞安方言馆开学,这是浙江省创办最早的外语专科学校。

  瑞安僻处东南海隅,没有天时地利优势,却能领全省之先创办学习外国语言的方言馆,决非偶然。

  1860年代,北京、上海、广州举办同文馆、广方言馆(都是外语学校,专为培养外交、翻译及准备出洋留学的人才)的时候,其他城市并无兴办新学的举措。

  甲午战争后,面临列强的宰割和西方科技文明的强力冲撞,有识志士纷纷呼吁开启民智,传播西学,兴学图强。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瑞安乡著名经济学家、维新教育家孙诒让先生,和项湘藻先生等积极呼应,在浙江省内率先创办学习算学的学计馆,和外语的新式学堂方言馆(老大自居的清政府素以“天朝”为中心,外国语言也只能和地方语言一样被称作“方言”)。

  瑞安方言馆分为西文(英语)、东文(日语)两班。东、西文两班各招收学生二十五名,专修通用的英、日语文,兼习世界历史、地理常识。

  孙诒让编写的《泰西史约》被采用为课本,捐赠的中外舆图也在教室中陈列。外文专任教习高薪聘请上海圣约翰书院(1906年始称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蔡华卿担任。办学经费来自社会的募捐和学费收入,学费每生收五十银元。

  1902年,瑞安绅学界根据清廷“所有书院均改设学堂”的诏令,将学计馆、方言馆合并,改办为瑞安普通学堂。

  方言馆办学五年,虽然所教所学的只有英文、日文和史地常识,但一些学生学有所成,当时瑞安赴东、西洋留学的青年差不多尽出其间。

  有些学生考入国内外语学校学习,有史料可查者有:项骧、蒋咸平、项漱泉、项朴如等。

  蒋咸平从上海教会学校——尚贤堂攻读英语毕业,先后任温中、平中、瑞中英语教师,是瑞安最早的外语教师之一,著有《英语语法》。

  最为出名的是项骧,先去上海南洋公学学习,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参加清廷举办的留学生回国殿试,获一等第一名,时称“洋状元”。民国成立后,他曾任财政部次长,盐务署长及全国盐务稽核总办等职,其生平载入早期中国名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