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深蓝色的西服配深蓝色的衬衣,著名作家艾伟在这个深秋走向了浙江省作协主席的前台。上任后几个小时,日程表排得很满,不过他还是见缝插针地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艾伟在中国文坛成名已久。著有长篇小说《风和日丽》、《爱人同志》等六部,中短篇小说集《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等七部,另有《艾伟作品集》五卷。作品多次获得各类奖项,是中国六零后代表作家之一。长篇小说《风和日丽》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该剧在东方卫视和浙江卫视等台联播时,一度达全国卫视黄金时段收视第一。艾伟的部分中短篇小说译成德语、俄语、日语、希腊语等语种,其中,长篇《爱人有罪》等译成意大利语由意大利GUIDA EDITORI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战俘》译成越南语,由越南LEGACY出版社出版。

  这几年工作和生活的重心从宁波迁移到了杭州,他的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几乎都献给了文学,艾伟也一步步走向了自己人生的金秋。

  10月25日中午,在浙江省作家协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艾伟当选为新一届浙江省作协主席。

  浙江省作协主席的担子,就这样从麦家接棒到了艾伟身上。

  艾伟对记者说,此刻他唯一想的,是怀着对文学的爱和敬畏之心。

  以下,是记者与艾伟的对话——

  文学总是眷顾浙江这片土地

  记者:恭喜您新当选主席,怎么样,新角色您感觉如何?

  艾伟:对我来说这个职位是一个意外,这不在我的人生想像之中。当然这是荣誉,但更多的是责任,此刻我唯一想到的是怀着对文学的爱和敬畏之心,和作家交朋友,正派、公平地对待每一位作家,行使好自己的责任。

  但我想,我首先还是一位作家,更重要的是自己能写出好的作品,作家的宿命就是写作,成了一位作协主席更应该如此。

  记者:现在您已经新当选浙江省作协主席,有没有想过自己可以为浙江当下文坛做点什么?

  艾伟:作家的写作是一种极为隐秘的个人劳动,需要天分、努力和运气,在作家写作过程中,其实组织的力量是有限的,作协无法替代作家们具体的写作。在这一点上,我会尊重创作规律,不急功近利。但我认为当一位作家写出好作品的时候,作家协会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是可以对作家有所帮助的,比如对作品进行推广,包括海外推广。在这个信息时代,可以多种方法,全方位地把作家推向社会、走进读者。我对浙江作家的实力充满信心,我相信浙江作家一定会写出属于他们自己的代表性作品。

  记者:你刚才说对浙江作家的实力充满信心,你是如何看待浙江文学现状的?您认为浙江作家现在的代际是怎样传承的?

  艾伟:浙江有深厚的文学传统,在古代,浙江的山水曾蕴育出众多伟大的诗篇;到了近现代,浙江作家更是领风气之先,诞生了鲁迅、茅盾等一大批杰出的作家,占据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半壁江山。到了今天,我觉得浙江毫无疑问是文学大省,我们有余华、麦家这样享誉海内外的作家,麦家作品的海外传播堪称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奇迹。在他们之外,一批1960年代出生的作家,如王手、吴玄、钟求是等广受文坛关注;海飞、黄咏梅、哲贵、东君、畀愚等一批70后作家获得了文坛重要奖项;值得一提的是新锐作家,这几年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祁媛、张忌、雷默、池上等数十位青年小说家迅速被国内重要文学期刊关注,创作数量和质量都十分喜人,这在别的省份十分罕见。人杰地灵,文脉流转,文学一直眷顾着这片土地,我相信文学之神同样会眷顾一代一代的浙江作家。

  每一代作家都要有自己的使命感,才能写下去

  记者:听说您的文学启蒙是从《百年孤独》开始的?

  艾伟:现在我回想当年的情形,我想,如果没有那次阅读,我可能会一直在文学之外——我本学建筑,这辈子成为一名严谨的工程师是顺理成章的。但我在年轻时遇见了马尔克斯,他让我知道小说原来可以写得如此自由,可以不顾现实逻辑而飞翔其上,可以天马行空地凭自己的想像重新构筑一个新世界。

  这本书点燃了我对文学的热情,我开始阅读期刊,关注八十年代我国的文学思潮,我惊异地发现,这本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如此之大,可以说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很大程度上是在对《百年孤独》致敬。后来我也开始了写作。我得承认,我1999年完成的第一部长篇《越野赛跑》受到过《百年孤独》的影响。

  记者: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写不下去的时候,想过不写了,不写了又会怎样?

  艾伟:记得2009年的时候,我写完《风和日丽》,当时有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有好长时间,几乎不能写作。但写作是写作人的宿命,一旦空下来,人会变得无比空虚,整个生命犹如像一辆车在半途抛了锚。

  后来到2010年,经过半年的休整,我想作为消遣写一个过渡性作品,最初仅仅想写一个傻瓜的故事。他的故事来源于我的邻居。这个傻瓜当年是我们的乐子。他工作后,把钱藏在蜂窝煤饼里面,他告诉我们,这钱将来是娶老婆用的。但多年后,他发现藏于煤饼的钱都烂掉了,成了灰。他大哭一场。我把这个人物写进了小说,又有了长篇小说《南方》的故事。

  记者:一个作家要持续地写下去,是不是需要某种自觉性?

  艾伟:是需要有一点使命感的。写作是困难的,有时需要一点使命感来坚持。今天,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个时代提供了无比丰盛的经验。小说作为一个容纳人类经验的容器,它敏感的触角可以伸展到生活和精神的各个层面。作家是时代经验的鉴赏者、收集者和记录者,这是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作家的责任。

  记者:除了写作你还画画,我看过一些您的小画,比较有中国传统文人气息的。

  艾伟:画画更多是我写长篇时候的一种精神调剂,写作过程中,我时常会自己问自己写作的意义何在。我想我可能算是个比较专注的人。专注让人充实。有一段日子我喜欢上了画画,迷恋上了水墨,可是,对我而言似乎只有写作这件事让我真正满足。

  记者:平时生活中您是个什么样的人?听说您其实还有很多爱好的?

  艾伟:我平常的生活比较清静,除了工作,就喜欢呆在屋子里独处,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在杭州在宁波都是这样。实在感到寂寞了,就找几个朋友去茶馆喝茶聊天。我我年轻时爱好颇多,组过乐队,还谱写过流行歌曲,因为学的建筑画画也画一点。我有个习惯,写作时会喜欢会反复地听一张唱片,我在写《爱人有罪》的时候,一直在听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红》里的音乐,后来南京有家电台在播《爱人有罪》长篇连载的时候,开篇曲就是这首《红》里的女高音插曲,我觉得太神奇了。

  当代作家如何面对“中国经验”

  记者:最近读程永新的《一个人的文学史》中,看到了跟您有关的邮件来往,你们就《风和日丽》一书的很多细节问题进行非常细的探讨,感觉简直是一种“科学精神”了,这个“科学精神”又适及到当下作家们时时提及的“中国经验”。

  艾伟:对,因为《风和日丽》适及到中国的革命历史年代,细节必须非常准确,经得起推敲,要反复求证合理性。

  记者:就过去的写作来说,您的“中国经验”主要来自江南,或者说南方?我们从《盛夏》、《南方》中都看到了您笔下的南方生活。

  艾伟:我写过不少关于南方的故事,里面充满了南方的风物,有很多关于南方气候、植物、人情、街巷的描述。而在中国,南方的历史充满诗意,很多传奇和浪漫故事都在这儿发生。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南方一直是很重要的存在。古典诗歌中,南方的意象也深入人心。南方多山川湖泊,似乎容易出现神迹。南方文学传统在我看来就是这种植物般生长的丰富性和混杂性,南方也多佳人。我们讲故事的人迷恋于这种传奇,总是试图打开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并探索人性可能的疆域,从而刺激我们日益固化的日常生活及其经验。

  记者:那你是如何看待“中国经验”的书写的?

  艾伟:身为一名60后中国作家,面前至少有两个传统:一个是西方传统,一个是中国传统。对中国作家来说,他所面对的这两个传统未必是兼容的。因为这两个传统完全是两种思维方式,有着相反的方向。西方的传统中,观察这世界的方法通常是自上而下的,有一个关于世界的基本模型存在,然后考察人在行动中的艰难选择并试图探究人的无限可能性;中国的传统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注重具体而微的日常细节,并由此升腾起人生的虚无感。如何既能在文本中充分容纳中国经验,又和西方关于人的精神性想像和理解接通,可能依旧是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探索和追问的。

  再回到中国古典小说。在我看来《金瓶梅》和《红楼梦》像一对双子星座,它们看上去是互为倒影,都是在写一个男人和一群女人之间的关系。《金瓶梅》是一个男人靠他的身体、器具和药物统治女人而构成一个男性世界;《红楼梦》正好相反,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里是没有性的,当贾宝玉把性牺牲掉后,读者才可以接受他去爱这么多女人。这其中有中国人精妙的经验和形而上体验,是我们传统中最优雅的一部分。《红楼梦》比《金瓶梅》伟大之处是在于其精神性。《红楼梦》对人的想像的丰富性和多义性经得住现代各种人文学科的阐述和解读。我有一个比喻,《金瓶梅》可能是中国的下半身,而《红楼梦》是中国的上半身,它们合二为一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经验,到现在依然不会过时,仍然有很多值得当代作家借鉴的东西。

  记者:看到过文学批评把你和苏童的写作来比较,因为都是江南作家,有一些共通的气质,比如细腻,敏感,才情,刻画人性的深度等等,您特别关注写人性吗?

  艾伟:一直以来,作为一名作家,我专注于通过叙述处理时代意志下的人的境遇问题。由于中国社会及其当代历史的特殊性,人的命运也有着极为奇特的面貌。我一直迷恋于这个的主题,即书写所谓的社会主义经验。我是个对时代里的人充满好奇的作家,我同时也不能减弱对“人”的探问和质询。

  记者:像《越野赛跑》、《风和日丽》、《爱人同志》、《爱人有罪》等几个作品,您似乎一直在关注历史、时代与人性的关系?

  艾伟:我的小说一直都是这样,历史一直没有缺席,我希望历史丝线入扣地进入我的文本,希望探讨在独特的历史语境下的人性状况。我的认知是“人性”从来是历史的,我不相信一成不变的所谓永恒的“人性”。比如,当下人们的道德感肯定不同于别的时代,人性也是如此。

  记者:当下纷繁复杂的中国经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艾伟:今天我们的现实充满了戏剧性,现实经验的丰富、阔大和饱满,经常让我目瞪口呆,同时也让我涌出这样的感慨,同现实比较来,我们的文学实在太苍白了。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时常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现有的文学逻辑和人性逻辑难以描述今天的中国社会,几乎是失效的。我们的书写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每一代写作者都有自己的使命。面对这个时代,即使书写再困难,还是要去直面它,我在《风和日丽》、《盛夏》、《南方》等长篇小说中努力进行我的小说实践,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在这一点上,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静静的顿河》像是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其经验的丰润庞杂,令人折服,肖霍洛夫作为亲历者了那场革命,他公允而忠直地记录了革命年代泥沙俱下的众生,记录下大时代洪流中个人的心跳,记录了他们的理想、野心和私欲。看这部作品我经验惊叹,只有亲历者,才能捕捉到如此细微而鲜活的经验。

  我想好的小说总是要参与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小到温暖中国人,大到对中国人起到人格的建设作用。比如中国的四大名著,无疑对塑造中国人起到很大的作用。

  记者:您怎么看待这几年的IP热?您自己的《风和日丽》等也触电了,您对IP时代是积极拥抱还是冷静保持距离?

  艾伟:平常心对待吧,既不刻意迎接也不刻意回避。小说肯定需要有读者,这样才是有生命力的。比如最近金宇澄《繁花》的发酵传播也是重量级的,读者多,电影在拍,话剧在演,还有评弹。我觉得一个作家只有经得起反复修改,才会成为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