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爱老人向记者讲述宁波沦陷时自己一家的悲苦生活。徐玉爱老人向记者讲述宁波沦陷时自己一家的悲苦生活。

  “早几年,有人一问起我宁波沦陷时的事,我眼泪就止不住。现在,我一只眼睛看不见了,眼泪也流不出了。这份难受,一直在,永远忘不了啊。”89岁的徐玉爱家住马园社区,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她说,那段悲情岁月,早已烙印在骨血里。

  1 曾经的小家,和美幸福

  1929年,徐玉爱出生在新河桥旁,离西门口不远。她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母亲出嫁前会一手缫丝手艺,嫁到徐家后,每日料理家务,照顾孩子。

  “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我家离河近,靠河吃河,父亲是捕鱼的。”徐玉爱说,每日,父亲驾着小舢板去西乡捕鱼,几乎都是傍晚出门,把捕鱼的扎勾放在河道里,再回家睡觉,第二日天还没亮就去收网,这样,才赶得上去早市卖鱼。

  “卖鱼换来的铜板,就是家中的全部收入。自己是舍不得吃鲜鱼的,卖不掉的,才带回家中吃。”徐玉爱说,虽然日子不算富裕,但一家人过得和美幸福。当时的邻居们日子过得也很平静,有一户邻居也是捕鱼的,也有邻居开渔网加工小作坊。

  “我11岁左右,大概1940年吧,感觉时局动荡,鱼不好卖了,家里情况也差些了。不过,和后来比,当时已经算是天堂了。”她回忆说。

  2 躲在田边草堆里,听着城里枪声

  1941年四五月间,宁波各地相继沦陷。4月19日,镇海沦陷。次日,宁波(鄞县)城区沦陷。22日、23日,慈溪、奉化、余姚也相继沦陷。

  根据史料记载,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当时的镇海县城在陷落后两三天内,被屠杀的民众有40余人。1941年5月30日,日军400余人进犯鄞西大皎村,焚毁房屋1600多间,烧死3人,枪杀11人,强奸妇女40多人,抢劫财物无数。

  “1941年4月20日,那天我刚吃过早饭,发现城里一大批人跑出来,大家喊着‘东洋人来了,快跑!’”时隔70多年,徐玉爱仍记忆犹新。

  父母带着徐玉爱和弟妹跟随人群一起往西乡片跑。“怕啊。那时候,躲在田边的草堆里,不敢动,也不敢发出声音。听着城里轰隆隆的声响,还有各种各样的枪声、炮声。天黑了,我们一家才悄悄地回到家里。第二天听说,电灯公司(现在市二院旁边的国家电网位置)被东洋人的飞机给炸了。”

  从1941年4月20日起,徐玉爱一家人经常是一大早逃难去西乡躲着,晚上再回家。苦、累、怕,几乎让一家人麻木了,饥饿更是家常便饭。什么时候是尽头,谁也不知道,那只是心底深处的期盼。

  “唯一庆幸的是,成天打,成天炸,我家的房子倒没被毁掉,可能边上没有重要目标吧。一家人总还有个可以回去的地方。”在徐玉爱的印象中,电灯公司是被炸最多次的地方,“有一次飞机飞过,子弹突突地往下面扫。我们正好在家里,按照大人说的,趴倒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

  老人说,可能是10多岁时的这些经历,让她胆子很小,“我有心脏病,现在一听到大的响声,也会害怕。那时,怕,成天哭,现在眼睛也坏了。”

  3 父亲被日本人拉去做免费苦力 受折磨而死

  “日本人来了,我们的日子更苦了。铜板不用了,改用新币,我们这样的人家哪来的新币。以前,两个铜板能买一提酱油,日本人来了,买酱油的钱也没了。不过,当时饭都吃不上,哪需要用酱油来做菜。”徐玉爱说,日本人来了之后,全城封锁,下河捕鱼自然也是不可能的,家里就这样断了经济来源。没钱,自然吃不上饭。实在没办法,家中有时去米店赊一升米,熬了薄薄的米汤,放些野菜,勉强填肚子。即便这样,父母也舍不得吃,尽可能让孩子们多吃几口。

  雪上加霜的事还在后头。“东洋人到处拉人去做拉夫,也就是苦力。我父亲有一日突然被抓走了。煎熬了很久,父亲终于回来了,染了一身病。他说,日本人让他们搬石头、拉泥,都是极辛苦的体力活。日本人一分工钱也不给,病了就像扔垃圾一样把人扔回来了。家里饭都吃不起,哪有钱给父亲治病。父亲回来没多久,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病死了。他是被日本人折磨死的啊。父亲一去,家里的天都塌了。那时候我13岁,妹妹10岁,弟弟7岁。我们孤儿寡母,怎么在这乱世活下去啊?”

  4 每天担惊受怕 过老江桥要向日本人鞠躬

  当时的日子有多难?徐玉爱停顿了很久,不忍再说下去。

  她只提了一点:“我弟弟,才7岁,就去给别人拉船。7岁的人,才多少力气,不过是求人赏口饭吃,可以晚一天饿死。如果日本人不来打宁波,如果日子安安生生的,我父亲每天打鱼去卖,一家人总能吃饱饭,我7岁的弟弟哪会需要去给人拉船讨生活。”

  父亲走了后,母亲为了养活全家,每天去卖粽子、卖蚕豆,希望能赚点钱,维持这个家。

  “抗战胜利前那几年的日子,老百姓真是跟奴隶一样,每日担惊受怕、提心吊胆。每天,母亲要过老江桥去摆小摊,我也经常去。那时,桥头都有日本人派人全副武装地站岗,日本人放一张桌子,军官坐在桌子后面看着。经过的平民百姓都要向他们敬礼,还要给日本人鞠躬。如果鞠躬没有90度,或者碰到日本人不高兴、不满意,那是要吃耳光的。身上的东西,都要自觉放到桌子上接受检查。”徐玉爱说,每次过老江桥时,她总是怕,总想着快点走过去,时常会看到日本人对老百姓拳打脚踢。

  那时候,日本人还会不定时地用木头和铁丝做成的栅栏封住马路,对老百姓进行检查。如果没有良民证,就要被抓起来,关进开明街那边的宪兵队。宪兵队可以说是老百姓最怕的地方,从外面经过,经常可以听到里面传出的惨叫声,一旦进去了几乎不可能出来。“真是屈辱啊。那些日子,心都是悬在半空,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徐玉爱说。

  5 现在的好日子来得不容易啊

  总算,盼来了抗战胜利;总算,盼来了宁波解放。徐玉爱一家的日子开始有了转机。

  她嫁人了,丈夫也是捕鱼的。“日本人走了,我们又能捕鱼了,能卖一角钱一斤,又可以吃上饭了,日子也慢慢好起来了。”

  年幼的弟弟也神奇地撑过了拉船做苦力的日子,去了盐场工作,每月还能给母亲5块钱的养老钱。

  ……

  和记者聊着聊着,时间到了中午,徐玉爱的子女送来了中午的饭菜。

  徐玉爱摇着蒲扇说:“现在,不管家里是穷是富,总是平安的,心总是定的。像过桥,哪还用担心被拳打脚踢。现在,只要自己肯努力,日子总差不到哪里去。这就是好日子啊。现在的好日子,来得不容易啊。”

  首席记者 王颖 通讯员 严裕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