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一篇来自杭州日报“倾听·人生”栏目的文章《我们的天才儿子》刷屏了无数人的朋友圈。
杭州老人金性勇自述，他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多年的老伴刚刚去世，而他的小儿子金晓宇还在精神病院里。金性勇找到记者，“你们能不能写我儿子的故事？我儿子是天才，他现在精神病院里，他妈妈今天刚走了。”金性勇的儿子金晓宇是一位躁狂抑郁症患者，同时也是一位“天才翻译家”。
译者，相比作家，更像是文学作品背后的“隐形人”。能被读者记住的，实在凤毛麟角。很多往往还是因为翻译了名家或经典作品才得以“名垂译史”。
绝大多数的译者，他们以沉默之姿，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维系着“语言—思想”这一多样、坚韧而不可或缺的精神灯塔。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的元素》插图
这两天朋友圈刷屏，被人称为“天才翻译家”的金晓宇，显然是后者。
他翻译的绝大多数外文作品，并非畅销爆款，甚至，有些非常小众。
一夜之间，这位生活在杭州，很少被人知晓的译者，突然从沉默的隐形人状态，浮出水面。
无数资深文学爱好者惊叹，喔，原来，我读过的这些书，是他翻译的！
很多人感慨金晓宇笔下的译文“语感很好，常常能碰到让人心动的句子”。就像豆瓣网友Edelirium评价翻译多和田叶子的《飞魂》：“读书时一直奇怪，如此精准的措辞，译者如果不是深谙日语和中文中的finest texture，还要有高烧一般的想象力，几乎不可能做到，读完才知道译者完全是自学，是各取躁狂抑郁两极中浓酽的平静萃出来的珠或酒。”
文字，当落笔的那一刻，无论作者，还是译者，似乎都隐藏着其背后庞大的人生密码。很多时候，读懂作品，才是唯一解锁的那把钥匙。
与其猎奇不一样的人生，不如给自己一点耐心，细品传奇译笔下诞生的奇妙文字。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
这个冬天，我们不如跟着杭州翻译家金晓宇的译笔，一起来读读，那些迷人而温暖的文学作品吧。他涉猎广泛，欧美小说、日本文学、博物学、艺术、神话、电影史。。。。。。统统信手捏来。
惟有百转千回，由爱浇灌、凝练过的文字，才有摄人心魂的力量吧。
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上河卓远文化公司）提供文字和插图授权！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的元素》插图
[译者简介]
金晓宇（1972— ），生于天津。自由译者，从事翻译二十多年。英译中图书有《船热》《诱惑者》《写作人生》《嘻哈这门生意》《剧院里最好的座位》和《十首歌里的摇滚史》等；日译中图书有《狗女婿上门》《和语言漫步的日记》《飞魂》和《丝绸之路纪行》等。现居杭州。
《狗女婿上门》
[日] 多和田叶子 著
金晓宇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8年3月
《狗女婿上门》的同名作从新的视点审视了隐藏在都市中的民间传说式的世界，曾荣获芥川奖。讲述了多摩川沿岸普通的小镇上，一所名为“北村塾”的补习班，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北村美津子老师给他们讲了“狗女婿上门”的故事，结果真有一位“犬男”不请自来，她和这个名叫太郎的人开始了奇妙的二人生活。该书曾获“芥川奖”。本书收录的另一篇作品为《面具》。
在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为了追求中文流畅而抹去异语言带来的陌生感。金晓宇独树一帜，刻意为之的滞涩感，保留了两种语言褶皱而出的棱角，颇得多和田叶子“在语言的沟壑中前行”之真意。
精彩译文摘录——
午后的太阳光，亮晃晃地照射在纵横晾晒的衣物上。公共住宅区内，七月的这一天，没有一丝的风儿，在这潮湿憋闷的空气中，一位老者孑然而行，突然在道路的中间停下脚步，扭头看着斜后方，呆立不动了。接着，一辆砖红颜色的小汽车在横穿着跑过住宅区的途中，也像是没有力气了似的，在邮筒的旁边停住，不仅没人从里面走下来，而且不知是将死的蝉的叫声，还是饮食服务中心里机器的声响，总之除了从远处传来低沉的鸣响声之外鸦雀无声，时间是下午两点钟。
在阳台铁格栅的对面、能铺六张榻榻米的房间里，只见一个女人独自泡了茶，一边抚弄着膝盖的疮痂，一边时不时地凝望什么图像也没有的电视机屏幕。或者，去了文化中心的女人家里的厨房，窗帘只拉上了一半，从敞开着的另一半，能看见冰箱上面有只没吃完的苹果，上面还留有口红印。直到孩子们放学归来，去补习班之前，这一新兴住宅区就像人死绝了一般，笼罩着愁闷的气氛。在这住宅新村的一角，一大张脏兮兮的纸，像缠住不放似的，贴在一根电线杆子上。从一年前或者还要更早些时候起，人们就以为它快剥落了吧，然而，它并不掉下来，顽固地粘在那儿。北村美津子用粉红色记号笔写的“北村塾”几个大字，被雨水洇湿过，变得模模糊糊，因为纸张破损，电话号码什么的也只能认出一半来，而且，由于粘着鸽子的粪便，地图也变成黄色，看不清楚了。不过，在住宅新村里，凡孩子上小学或初中的母亲们，谁都知道该补习班的方位，所以即便地图看不见了，也没人觉得为难，这张小广告揭下来也没关系，但不知道是因为太脏，讨厌碰它，还是咋的，没有人特意去揭它。不管怎么说，在这一住宅新村里，自从住宅区文化形成以来的三十年间，有种传统已经扎根，那就是：虽然自己家里每天收拾得干干净净，可遗弃在外面马路上，令人作呕的东西，绝不会去碰。即使道路的正中央有被汽车碾得稀烂的鸽子，或是醉汉拉的大便，也只会认为收拾这些是市政厅的工作。就连这张小广告，在它变成碎片、飞散在空中之前，大概也没人愿意去碰它吧。人们漠不关心的程度竟如此之甚。
《乌鸦》（丛书名：守望者·物灵）
（美）博里亚·萨克斯 著
金晓宇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4月
什么是乌鸦？没有任何动物的形象比它更简单、更具标志性、更明确无误。它有着大地和黑夜的颜色。它是冬季白色天空下的一个轮廓。这种与死亡一样古老和神秘的鸟类唤起人类所有的好奇与想象。
在这部黑色的诡谲之作里，你读到的不是冷冰冰的科学知识，而是一个个图文并茂妙趣横生的故事。在博里亚·萨克斯笔下，乌鸦从远古的神话里飞出，从莎士比亚的戏剧里飞出，从爱伦·坡的诗歌里飞出，从梵高的麦田里飞出。它聪明、幽默、忠于爱情。它无法被人类驯服，却与人类有着奇妙的相似性。
这是一部你一定爱读的极简乌鸦史，这是一部以乌鸦为主角的奇幻故事集，这是一部鸟类爱好者绕不开的经典作品，以罕见的开阔视野颠覆了人类对乌鸦的刻板印象。
精彩译文摘录——
鸦科鸟类喜爱闪亮的物体，人们可能会争论这意味着智慧还是愚蠢，但这是鸦科鸟类与人类的另一个共同点。较小的鸦科鸟类，如喜鹊和寒鸦，尤其因为偷珠宝而声名狼藉。格林兄弟在他们搜集的德国传说中，讲述了在17世纪，一位腐败的官员是如何利用一只寒鸦一次偷一枚金币，最终从施韦德尼茨市偷走整个金库的。这种疑似“人类本性的”行为甚至可能使人们怀疑这些鸟是女巫的魔宠。乌鸦和人类之间的相似之处往往会导致敌意以及喜爱之情。像人类一样，乌鸦是杂食性的，尽管它们特别喜欢腐肉。索马里的一则故事讲述了鸟类如何集会来决定怎么分配世界上的食物。聪明的渡鸦建议，所有比他大的鸟应该吃肉，而比他小的鸟应该吃素。这个提议被接受了，但其他鸟儿没有意识到的是，这让渡鸦可以自由地吃任何东西。
但是在20世纪以前，全球的人类社会绝大多数属于农村，人们时常会看到乌鸦在啄食动物的尸体。最值得注目的是，人们会看到它们在战场上撕扯死亡士兵甚至是垂死士兵的内脏。它们甚至学会了跟在军队后面，准备美餐一顿。但是，想到被乌鸦吃掉有时会让人感到安慰，特别是在那些喜欢把生命视为生死循环的文化中。在波斯和印度的部分地区，尸体传统上被喂给鸟类。
吃腐肉导致乌鸦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与死亡密切相关。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对死亡的态度一直是复杂和矛盾的。它同时带来了恐惧和安慰。它可以被看作消亡，也可以被看作通往另一个或许更幸福的王国。所有这些矛盾心理也延伸到乌鸦身上。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传说都使它们成为生者的导师和死者的向导。
……
乌鸦是太阳和音乐之神阿波罗的圣物，当众神逃到埃及以躲避怪物提丰时，阿波罗曾经化身为乌鸦或隼。然而总的说来，阿波罗和乌鸦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十分和谐。希腊语中的乌鸦一词“corone”来自一位少女的名字，她成了阿波罗的情妇。根据阿波罗多罗斯讲述的故事版本，这个名叫科洛尼斯的少女向阿波罗示爱，但嫁给了一个名叫伊斯库斯的年轻人。当时是白色的乌鸦，把这一结婚的消息带给了阿波罗。太阳神在愤怒中把乌鸦变成了黑色，或许是由于他突然燃烧起来而使乌鸦的羽毛被烧焦了。阿波罗随后烧死了科洛尼斯，但他救出了她子宫中的孩子，这个孩子后来成为医神艾斯库累普。这个故事试图解释乌鸦的二元性，一方面作为早晨的鸟，它的叫声迎接太阳，另一方面它羽毛的颜色却像黑夜。
乌鸦具有少女的名字这一事实表明，在这个故事的早期版本中，她自己被变成了乌鸦。重要的是，她被杀不仅仅是因为移情别恋，而是因为与凡人结婚。也许，希腊人曾经认为成对的乌鸦是科洛尼斯和伊斯库斯。不管怎样，这是关于一个少女为爱下嫁，而不贪图地位和权力去选择政治联姻的最早的故事之一。
奥维德在他的《岁时纪》中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其中太阳神不满意他的鸦科鸟类仆人。阿波罗为朱庇特准备盛宴，他派一只渡鸦去采集泉水。渡鸦拿起一只碗，飞向空中，这时它看到一棵结满果实的无花果树。渡鸦猛扑下来尝了无花果，发现它们还未成熟。它坐在那里，一直等到无花果成熟后饱餐一顿，这才想起太阳神交给它的任务。它捡起一条水蛇，飞回阿波罗那儿，说蛇堵住了小溪。阿波罗看穿了它的谎言，并宣布渡鸦今后不得饮用泉水，直到树上的无花果成熟。这就是为什么渡鸦说话的嗓音因为口渴而刺耳难听。阿波罗随后将渡鸦、碗和蛇放在黄道带中，以提醒人们这只鸟的愚蠢行为。
然而在一些希腊传说中，科洛尼斯成了智慧和战争女神雅典娜的同伴。罗马地理学家普萨尼乌斯在他的《希腊指南》中说，希腊的科罗内市矗立着一尊雅典娜的雕像，她伸出的手里托着的不是通常的猫头鹰，而是一只乌鸦。奥维德在他的《变形记》中叙述了科洛尼斯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她成了一个有许多追求者的年轻漂亮的女子。海神迷上了她，但她拒绝了他的求爱。当海神开始追逐她的时候，这位少女向密涅瓦祈祷，在罗马神话中密涅瓦是雅典娜的对应者。突然，女孩发现自己翱翔在大地之上，因为女神把她变成了乌鸦。
《诱惑者》
（爱尔兰）班维尔著
金晓宇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诱惑者》以斯旺的自述形式展开，以一场发生在“大房子“里的地陷而引起的火灾为界，分为前后两部分。部分介绍了斯旺的成长历程和遇到诱惑者菲利克斯并与之在”大房子”里交往的经历，后一部分介绍了差点被火烧死 的斯旺的恢复过程，以及受菲利克斯介绍而从事无所成的非法数学工作，并为爱人非法提供药物，后逃 离的经历。
本书是经典诗剧《浮士德》的现代版诠释 。斯旺想通过数字探寻世界的模式，可他为之工作的那位教授后得出的结论却是这个世界没有这样一种模式。菲利克斯，一位长着狐狸似的脸的狡猾男青年正是他的魔鬼梅菲斯特，引导斯旺去做各种事情。但比起《浮士德》，本书的基调则更加黑暗，塑造的角色形象也更加阴郁。
《船热》
（美）安德烈娅·巴雷特 著
金晓宇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6月
书中所有的故事都值得阅读，但是，如本书同名小说所展示的那样，巴雷特的天才得益于她的天马行空。故事的背景，是因‘马铃薯饥荒’而背井离乡的爱尔兰移民的那段可怕历史，他们去大西洋彼岸寻求新的生活，却有成千上万的人丢了性命。
小说描写了一名年轻医生在加拿大格罗斯岛的隔离检疫站上的工作经历。这是一个残酷的故事，但讲述的时候没有丝毫的退缩。巴雷特将真实与虚构混合在一起的手法令人信服，通过她的散文传达了独特的世界观，文笔简朴，精细，能唤起人的情感记忆。
《船热》将十九世纪的科学发展状况与爱和激情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巴雷特尤其关注那个时代的女性，她们受到传统的束缚，因为尝试进入男性统治的医学和政治领域而遭到奚落，然而仍奋力地去改善穷苦人的生活状况。充满智慧，文笔优美，富于历史的洞察力。
精彩译文摘录——
但是，我们曾经比双胞胎还要亲密，而现在，不管我们只相隔一条马路，还是远隔一个国家，我们常常会问自己，为什么有关我们往事的这个版本解释不了我们现在这么的疏远。这种精神上的疏离不是匀速进行的，却是持续不断演变的。
《时光碎片：都柏林记忆》
[爱尔兰]约翰·班维尔 著
金晓宇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11月
献给文艺青年的漫游随笔，漫游文学地理，追寻时间与逝去的秘密。布克奖得主班维尔，写给都柏林与记忆的情书，犹疑温柔。
爱尔兰，欧洲神秘的岛屿，都柏林，古老而文艺的心脏。
在那里，他们曾年轻、写作、做梦、满怀憧憬，然后老去。
巴黎之于海明威，是一场流动的盛宴，都柏林之于班维尔，同样如此：乔伊斯、叶芝、贝克特等纷聚于此，在都柏林寻找自己的文艺梦。在班维尔的引领下，一场奇妙而独特的都柏林之旅就此铺展，重回那个充满文艺气息的黄金创作年代，游荡于此时彼刻的都柏林的文化、建筑、社会、历史、班维尔的文学交友记忆与创作现场……
精彩译文摘录——
当然，都柏林是平凡的对立面。都柏林对我来说，就像契诃夫的《三姐妹》中的莫斯科对于伊琳娜一样，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应许之地，令我饥渴而年轻的灵魂永远向往。我比伊琳娜幸运，因为从韦克斯福德到都柏林的路程相对较短，只要我想经常去，就能如自己所愿。在贫穷的20世纪50年代，这座城市本身，也就是真正的都柏林——基本上是一个既没有吸引力又难看的地方，但是这并没有磨灭我对它的憧憬，甚至当我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也热望着它，以至于平凡的现实在我眼前不断地转换成超乎寻常的浪漫。没有人比一个小男孩更浪漫的了，正如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19世纪后半叶英国伟大的小说家。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金银岛》《化身博士》等。早年他到处游历，为创作积累了资源，后期致力小说创作，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过去是从什么时候成为过去的？那些以前仅仅是发生的事情要过多久才开始散发出神秘和超自然的光芒，标志它们已经真正成为过往了呢？毕竟，我们记忆中承载着的辉煌幻象，一度只是现在，平淡无奇、枯燥乏味、完全不值一提，除了一些时刻，譬如一个人刚刚坠入爱河、中了彩票，或者听到医生传达坏消息的时候。当我们把经验送进过去的实验室，是什么样的魔力才将其塑造和打磨出最后背影，珀西广场段大运河所呈现的光辉？这些问题都只是一个问题；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它们就让我着迷，那时，我第一次有了一个巨大的发现，即创造物不仅包括我和我的附属物——母亲、饥饿、偏爱干燥甚于潮湿等——而是，一方面包括我，另一方面也包括世界：由其他人、其他现象、其他事物组成的世界。
这么说吧，现在是我们生活的地方，而过去是我们梦想去往的地方。然而，即使它是梦，它也是坚实和持续的梦。过去是一个用绳子拴住和不断膨胀的热气球，使我们在空中飘浮。
然而，我再问一遍，过去是什么？现在必须经历什么样的嬗变才能成为过去？时间的炼金术在一个明亮的深渊里暗自蓄力。
天才，”波德莱尔评论说，“无非是精确阐述的童年。”我相信，这位伟大的法国颓废派艺术家——他在这里评论的是同样颓废的英国散文家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一个英国瘾君子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的作者——打算让“天才”一词在这个语境中被理解为“守护神”。古希腊人相信它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他的性格，甚至他的本质。如果波德莱尔是正确的，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童年从未终结，而是存在于我们身上，不仅仅是作为记忆或记忆的复合体，而是作为我们内在本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个艺术家都知道这一点，因为对于艺术家来说，童年和童年时对事物的概念，是常被称为灵感的东西的深层来源：原因之一在于我们尚是孩童时，第一次把这个世界看作神秘的事物。可悲的是，长大的过程是把神秘变成平凡的过程。我们不再对事物感到惊讶——天空、四季变换、爱情、其他人——只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它们。
设想一个来自与我们完全不一样的遥远星球的人，他的政府正不怀好意地考虑长期占领地球的可能性，他被派到这里全面考察地球及其居民，然后向政府汇报。他快速地侦察四周——他具有快得惊人的观察、吸收能力——他正在对他的报告做最后润色，这时开始下雨了：水，从天上落下来！或是有人打喷嚏，这突然发作的是什么？或是有人打哈欠，这无声的尖叫是什么意思，而且为什么周围的人们对这种景象不感到惊讶和恐惧？我们的外星人当场意识到，他将不得不撕毁并重新起草自己的报告，因为这个地方远比他最初认为的要奇怪得多。
孩子，就像那个收集情报的外星人一样，存在于一种不断重复发生的惊讶状态——每隔一刻，他就会遇到一些不同寻常的新事物——但是最终他的感觉变得模糊了。不幸的是，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某一时刻到了，他见识了一切。但我们没有人见识过一切：一切如新，每一次都是第一次。我们不是长大，我们所做的只是变得迟钝。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的元素》
（美）罗伯特·伯德 著
金晓宇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5月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世界电影史上无可代替的地位。本书是塔可夫斯基研究这一领域中杰出且罕见的贡献。以全新的视角——“土、火、水、气”四种电影的元素——解读塔可夫斯基的电影。
在塔可夫斯基电影世界的入口，伯德窸窣翻动着难得一见的俄语文献，追溯那些尘封的岁月，然后带领读者穿越电影世界中一条条幽深的密道，凭借“土、火、水、气”四种电影的元素忽明忽暗的光亮，探寻一个个神秘诡谲的角落，时不时让人眼前一亮，豁然开朗。本书涉及塔可夫斯基的主要电影作品，论述范围广，资料翔实，内附一百多幅珍贵影像，书后更有长文导读。在这里，你面对的不是晦涩难懂的电影，而是引人入胜的解谜游戏。
精彩译文摘录——
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他的回忆录《循规蹈矩》中，讲述他如何舍弃了音乐生涯，因为，不像他的导师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他缺乏完美的音高辨别力。大约五十年后，年轻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他自己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狂热爱好者——同样放弃了音乐，最终选定电影作为自己的职业。他始终无法解释究竟是什么吸引他去从事电影工作。然而，正是在这里，塔可夫斯基发现了他自己那种形式的完美的音高辨别力，表现为准确无误的审美灵敏度和对文化冲动的敏锐反应，这使得他七部故事片中的每一部都作为重大文化事件，在苏联和全世界引起共鸣。
塔可夫斯基成名始于《伊万的童年》（1962），这个项目好像失去父母的孤儿，万不得已才被托付给这位新手导演。塔可夫斯基的这部电影拍摄于尼基塔•赫鲁晓夫1956年批判约瑟夫•斯大林之后的解冻时期，其流畅优美的拍摄方式是那个时期的苏联新浪潮运动中特别典型的。在西方，塔可夫斯基的处女作和其他电影一道，例如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的《雁南飞》（1957）和格里高利•丘赫莱依的《士兵之歌》（1959），帮助人们出乎意料地瞥见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们潜在的复兴，这种潜在的复兴表现在这些电影中年轻主人公们的身上，也同样表现在电影大胆、自信的审美态度上。在国内外，《伊万的童年》都捕捉到了当下的精神，在三十岁的青春年华，塔可夫斯基发现自己在欧洲各大电影节受到赞扬，被欧洲重要的知识分子们讨论，并被推到苏联文化的最前沿。
然而，和在年龄地位上与他最接近的一些人不同，塔可夫斯基拒绝让这种称誉淹没他个人的艺术观点对他更为微妙的驱使。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塔可夫斯基常常发现自己与体制发生冲突，这种体制首先寻求保卫自己的顺利运转。他的下一部电影，规模宏大的史诗巨片《安德烈•鲁布廖夫》（1966年完成），不仅立即成为经典。苏联知识阶层还立即把它作为一种福音书接受，认为这部电影刻印了他们相当模糊的精神渴望，以及他们的受压迫感、倦怠和可能性。当然，《安德烈•鲁布廖夫》，就像塔可夫斯基后来的电影一样，由于它实验性的叙事结构以及对它发行的限制，所以不仅难以理解，而且难得一见。然而，体制阻止电影放映的笨拙努力只是增强了它的文化共鸣。《安德烈•鲁布廖夫》成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电影上的对等物，后者是一部激发了前者难解的叙事结构的小说。与帕斯捷尔纳克一样（《日瓦戈医生》在苏联遭禁后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也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不满足于他被官方认可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获得的有限成功），塔可夫斯基遭受的经历赋予了他在国内外无与伦比的文化权威。历史研究将表明，即使在被禁止的情况下，《安德烈•鲁布廖夫》也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许多最好的苏联电影（实际上包括整个苏联集团的）。在戛纳电影节获得成功后，这种影响扩展到了世界范围。塔可夫斯基随后在苏联拍摄的每部电影——《索拉里斯》（1972）、《镜子》（1974）和《潜行者》（1979）——在苏联国内扮演了同样的角色，作为社会情绪的风向标和知识阶层不成熟的创造和精神渴望的发泄口。每一部都在西方作为一种天启被接受，巩固了塔可夫斯基作为继谢尔盖•爱森斯坦之后唯一伟大的俄罗斯导演的地位，他史诗般叙事的力量可以媲美俄罗斯伟大的作家和作曲家，既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又具有深刻的世界性。
橙柿互动·都市快报记者 潘卓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