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霞近照杨晓霞近照

  从宁波服装七厂的纺织女工到全国人大代表,再到宁波维科家纺有限公司员工……来自江西的杨晓霞收获了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无法体验的人生“厚度”。

  从赚钱回家到在城市安家落户,过更有品质的生活,再到“已经很少有人提‘出来打工’这个概念”……这不仅仅是杨晓霞的感受,更是这些年来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观念转变的缩影。

  1998年 压根不想背井离乡

  “当初心里压根就不想背井离乡。”时隔21年,坐在记者对面的杨晓霞回忆起当年为何选择外出务工,眼神有些恍惚,好像望穿办公室的玻璃墙就能回去问问当时的自己。

  杨晓霞是1998年从江西老家到宁波的。那年,她才17岁。

  为何要外出务工的故事,媒体上报道过很多次:家在江西农村,家中排行老二,为减轻家庭负担,初中毕业后单枪匹马出来“闯江湖”。

  到宁波后,她进入当时的宁波服装七厂,成为一名缝纫工。当时,别说手机,就连座机都不普及,唯有通过厂里的电话才能和家里联系。

  “每次谁家来电话,厂里就通过广播喊人。一拿起听筒,眼泪不由自主往下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致出现过三次“民工潮”: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向乡镇转移;

  上世纪90年代初,乡镇企业效益大不如前,加之城市粮食供应制度取消,农村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

  到上世纪末,我国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重点承接地,劳动力需求激增,同时也开始了流动农民工数量的持续提高。

  无论是哪一次“民工潮”,无论呈现怎样不同的时代特点,归结个人身上,总带着些许“无奈”。对此,身为第三次“民工潮”中的一员,杨晓霞深有同感:“当时就想着来城市赚点钱,然后回家开家服装店。”

  2004年“最坏时代”走出来的外地工段长

  “既然已经出来了,那就安安心心干。”来宁波的头几年,每年回家过年,家人总是这样劝杨晓霞。

  刚来宁波那段时间,杨晓霞有很多不适应。“车间里基本是本地人,外地人很少,语言、习惯、文化种种不同,彼此之间很少有交流。”

  家里人劝的次数多了,她也就渐渐定下心来。

  就在杨晓霞进厂后几个月,宁波服装七厂进行改制,并入宁波维科集团。企业重组、改制,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最坏的时代”,“下岗”成了萦绕在很多人、很多家庭头上挥之不去的乌云。对杨晓霞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却可能是“最好的时代”,效率被放到了重要位置,只要肯吃苦,总归有所获。

  在车间里,杨晓霞每天都比别人来得早,走得晚;交产品时,她总会把线头剪得干干净净,把产品叠得整整齐齐。

  2000年,杨晓霞在维科集团举行的技术比武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三名,之后她年年获得第一名。

  2003年,在宁波纺织系统缝工操作运动会上,她获得冠军,同时被评为宁波市“操作能手”。

  杨晓霞还逐渐摸索出一套独特的“杨晓霞质量法”,使得操作更加简便,产品更加美观,一年为企业创造几百万元的效益。这也成为国内家纺企业中首个以员工名字命名的质量法。不仅如此,杨晓霞还把自己的操作技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同事们,先后带出400多名“徒弟”。

  2004年,公司成立成品二车间,任命杨晓霞为缝制工段工段长,同时管理四个小组上百号人。

  “那个时候,我给自己制定过很多‘小目标’,其中当小组长的目标没实现,因为直接当上工段长了。”从杨晓霞的语气中能够感受到,这或许是她来宁波后最开心的一段时光。

  2008年 千万外来务工人员“第一人”

  “一开始以为只是多了一项荣誉,没想到肩上扛起的是重担。”

  2008年,杨晓霞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成为浙江省100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中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一人。

  在此之前,她还先后被评为“宁波市第二届十大外来务工明星”“宁波市劳动模范”,当选宁波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并成为首批落户宁波的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之一。

  有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宁波外来人口(暂住人口)数量为75.25万人,到2008年已经飙升至359.6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35.55万人。

  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对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和需求,也需要有人帮他们把这些需求反映出来。杨晓霞工作的宁波,在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生存环境和提高其社会地位上,积极性更高。

  时代把杨晓霞推上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外来工落户”“实名制购票”“老年人免费体检”“学前教育立法”“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外来工社保全国转移”……当了两届全国人大代表,杨晓霞始终不忘初心。

  “10年来,看着自己提出的建议一点点被落实、改善,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杨晓霞说。

  2017年 最欣慰的是邻居递过来的一碗热粥

  “经历那么多,保持健康的心态很重要。”

  说这话时,杨晓霞的脸上始终带着浅浅的笑意,语调一如既往的轻柔,但仍能从中感觉到她内心的纠结。

  “差不多从2010年开始,整个纺织行业开始走下坡路,而我也离开了曾经最熟悉、最擅长的生产一线。”

  不安感随之而来。“安全感”和“归属感”对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杨晓霞这一代外来务工人员而言很重要,因为他们比上一代有更执着的“城市梦”,他们不想做城市的“过客”,更倾向于长期定居。

  除了行业环境的变化,“随着年龄增长,孩子逐渐长大,自己的闯劲也不像以前那么足,更渴望一种安稳的生活。”杨晓霞说。

  “虽然说努力奋斗不该受年龄限制,但它终归有个最佳时期。”面对自己身上不那么“正能量”的变化,杨晓霞选择与之“和解”。

  生活看起来已经没有惊喜,但杨晓霞并不认为这样不好,因为她已经融入这座城市。有了宁波户口,不再抱着打工的心态,而是将工作视为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每年逢年过节,隔壁邻居总会端一碗热气腾腾的粥过来”。

  周末有空,杨晓霞还会带孩子去参加志愿活动。2017年,她加入了萤火虫公益服务中心。“这是一支由外地人发起组织的公益团队,现在也吸引很多本地人加入。”

  如今她已经卸下“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作为一个普通人,她已经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更重要的是,“我从来没去想过自己是一个农民工或外来务工人员。”杨晓霞说。在她看来,无论是哪一种称呼,一旦开始去想这件事,就已经把人给“对立”起来了。

  “现在大家对‘流动’已经习以为常,特别是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各行各业都有所谓的‘外地人’,人们已经不会去特别强调这种身份了。”杨晓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