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今天,人口尤其是劳动适龄人口的流动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美国经济预测专家哈瑞·丹特曾在其所著《人口峭壁》一书中指出,人口学,是能够让人避开死角、看到未来的终极指示标。你所能预测到的不止是未来几年内,而是几十年内最基本的经济走势。这样的观点在国内经济领域也十分盛行,这让人们对于城市的人口数据变动总是格外敏感。

  日前,浙江省统计局官网发布了浙江省2017年人口数据公报,虽然只有几组简单的数据,但将其与历史数据比对,记者却注意到了近几年浙江两座城市常住人口数据上的明显变化,而在这个变化的背后,却是整个浙江经济以及产业格局的更新迭代。

  流动人口映出的产业形态

  在人们的认识中,通常会认为一个省人口最多的地方应该是这个省的省会。但根据省统计局近几年的数据,浙江省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却是温州。早在2010年年末,温州的常住人口就已超过了900万人,2013年年末,温州还比杭州多35.3万人。

  “温州是一个人口大进大出的城市,但这并不妨碍它常住人口的数量在省内领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口大数据与政策仿真工作坊主任、人口和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米红教授指出,一方面温州由于地貌多丘陵,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条件与杭州绍兴这些城市相比并不是很好,故本地人有喜欢出门闯荡、创业谋生的传统;而另一方面,温州的民营经济十分发达,外来务工人员较多,就总量而言,外来务工人员的增量部分抵消了在外闯荡的人口规模,才使得温州常住人口规模领先。

  温州市统计局一位负责人从调查统计角度印证了这一观点。他说,外来人口是填补温州本地人外流空缺的重要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温州外来流动人口总数就已达到约315万人,外出流动人口约168万人,流入量为流出量的1.88倍。而温州本地人由于观念较为传统,出生的婴儿数量在全省处于较高的水平。本地存量加外来增量,造就了这个人口大市。

  为何外来流动人口如此偏爱温州?这与其背后的产业形态密切相关。打火机、制鞋、服装、眼镜、电器等一批传统产业,曾使温州制造声名远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以温州鞋业为例,温州有规模以上鞋革制造企业850家,约占全省比重的43.96%。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劳动力的需求十分旺盛。

  “我国流动人口中,超过80%的流动人口属于经济型人口,即直接进入就业市场的就业人员。”米红指出,劳动人口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产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劳动人口的数量和结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适应。

  辣椒失宠背后的人口变迁

  仔细翻看浙江这些年的人口版图,曾经遥遥领先杭州、上涨曲线稳定的温州,却在2014年年末,掉了12.9万人口。2016年年末,浙江常住人口数量冠军正式变更为杭州,温州直到2017年年末才追上自己在2013年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年末杭州常住人口只比温州多了1.3万人,在2017年人口数据公报中,这个数据却已经拉升到了25.3万人。这不得不让人好奇,2014年的温州到底发生了什么?

  收集大量资料过程中,一条看似不起眼的新闻引起了记者特别关注:温州市菜篮子农副市场上的辣椒成交量从2014年开始跌出“十大蔬菜”排行榜。据报道,除了餐饮采用的辣椒数量减少,跟温州外来人口的减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来自云南、贵州等地的新温州人是吃辣的“主力军”,他们中的不少人回流返乡,辣椒自然也就没那么畅销,毕竟温州大部分本地人的饮食还是以清淡为主,吃辣能力有限。这则新闻从侧面说明,外来人口的流失是温州常住人口减少的重要因素。

  他们为什么要走?又都去哪儿了?

  “近年来,温州大力推进‘三改一拆’,整治了一大批危旧房,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口出于成本考虑选择新去处。”温州市统计局一位人士指出,温州很多企业考虑到人力成本的升高以及务工人员的思乡之情,索性把工厂搬迁到了这些务工人员的家乡,于是很多外来人口就跟着一起走了。其实,浙江对口支援西部的布局中,常常是政企联手,在西部投资设厂的民营企业也成为支援西部地区的重要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在四川创业发展的温州人逾10万人,主要涉及印刷、礼品、服装、电器、鞋革、地产等多个行业。而在全国有175万左右温州商人在外打拼,覆盖全国80%以上的地市级城市。

  与此同时,在温州就业的经历也激发了部分外来务工人员的创业热情。“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在温州赚到第一桶金之后,也逐步返乡创业。”以温州外来人口来源较多的省份安徽为例,根据安徽省统计局的2017年全省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显示,2013年,安徽省首次出现外出人口回流现象,2017年已连续第五年持续回流,外出人口回流8.5万人,较上年基本持平,占当年常住人口增量的14%。

  “浙江经济发展最大的特点是以市场为导向,因而浙江产业形态的形成和产业人口的集聚更多的是来自市场的力量。”米红说。

  消费需求的升级倒逼企业纷纷开始转型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近年来在浙江各地政府的引导下,自动化生产成为众多制造企业的新选择。智慧工厂让机器取代简单的重复劳动,要求操作工人有更高水平的劳动技能。在温州近些年的人口数据公报中,“机器换人”这四个字频频出现,2016年曾有媒体报道,温州企业的“机器换人”补助力度在浙江居于前列。

  这些外来流动人员的变化背后,是整个温州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曾经辉煌一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型或搬迁,留下来的则是以“智能化生产”为主流的高端制造业,造成了温州近些年外来人口增势放缓的局面。

  新兴产业带来的人口增长

  如果说在温州,产业升级让温州的外来人口增长放缓,那么,产业升级背景下的杭州却出现了外来人口增长加速的情形。常住人口数量曾落后于温州的杭州在不断进行产业的更新换代,人口出现了爆发式增长,甚至超过温州。

  “杭州常住人口的快速增长得益于新兴产业的崛起。”针对这个现象,米红回忆道,“我在大约十年前的时候,接到杭州市政府的委托,做一个让滨江人口怎么多起来的课题,放在现在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众所周知,阿里巴巴、网易等互联网企业的聚集让这个问题不再是问题,滨江也成为了杭州经济发展的奇迹。

  米红表示,杭州本土的新兴企业大大增强了城市对中青年人口的吸引力,带动了整个城市的人口增长。“我当时提出,梦想小镇应该有10万人,他们都觉得我提得太多,但现在来看,这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如果将杭州2015年的常住人口数据与2017年的对比,可以发现,杭州主城区的人口增加并不明显,主要的增量集中在滨江区、余杭区与萧山区。而这些区块是杭州新兴产业的集聚地,也是新杭州人比较喜欢选择定居的区块。

  杭州新兴产业的吸引力对于温州年轻人也不可避免。一份根据2016年手机号码迁移情况分析温州人迁移情况的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2月底,温州移动大数据识别出温籍人720万,其中246万人在外地发展。在省内,走出去的温州人最爱杭甬,省外则是广东。数据也显示,共有33.7万温州人在杭州生活,这些温州人的平均年龄仅为32.5岁,远低于市内温州人43.0岁的平均年龄,是十分宝贵的本地年轻人群体。

  除了新兴产业对人口的集聚,产业升级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杭州第三产业的人口集聚。从杭州市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杭州经济形势发布新闻稿来看,2017年,杭州第一产业增加值312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4387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7857亿元,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2.5∶34.9∶62.6。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857亿元,拉动GDP增长6个百分点,贡献率74.4%。

  在这样的势头下,杭州趁热打铁,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措施。例如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中的代表楼宇经济。以余杭区为例,未来将以未来科技城、临平新城、良渚新城、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经济开发区)四大平台的核心区块为重点,到2020年末,全区楼宇总数力争达到250幢以上,楼宇税收达到40亿元,其中10亿元以上税收楼宇1~2幢,亿元以上税收楼宇10幢。

  目前,温州人口虽然慢慢回到了之前的水平,但外来人口的增量并不多,二胎的出生贡献了不少。2017年温州市户籍人口从818.38万人增加到824.55万人,6.17万人的增量中绝大多数是新生儿,新温州人落户比例不高。

  曾经的人口大市和现在的人口大市,背后反映的是全中国人口迁徙的变化。不止在浙江,外来人口的回流甚至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发生。人口既代表了生产力,又代表了需求。一场前所未有的“抢人大战”已然打响。

  未来,户籍制度的松动会削弱对流动人口的控制,“安土重迁”只会慢慢成为历史,“四海为家”“志在四方”才是未来之所向。在这样的浪潮下,城市如何提升自身魅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用尽全力留住人才、吸引人才,是绕不过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