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手段。

  法学院12位教授/博士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对如何依法防控疫情发表见解,分别从依法治理、合同履行和动物保护等三个方面建言献策。

  依法推进城乡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韩梅梅

  童志锋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法学院院长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基础环节。据民政部消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近400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奋战在防控一线,守护着65万个城乡社区,平均6个社区工作者守护着一个社区,每名社区工作者面对350名群众。我省24,740个城乡社区14万多名社区工作者也在第一时间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千家万户的健康安全。社区工作者也赢得了全国上下的一致赞誉。“法者,天下之准绳也”,“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城乡社区尤其如此。

  第一,依法推进疫情防控中道口管理社和社区出入管理。据报道,由于各城乡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突发情况多,形势复杂多变,任务繁重琐碎,一些省份个别村、社区出现了挖断道口、阻止所有人员进出等“硬核”做法。这些做法虽有助于减少人员流动,阻断可能的病毒传播,但未必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应予以及时纠正,从而更高质量完成疫情防控工作。比如,在卡口管理上,农村地区村(社区)要按照《浙江省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暂行)》(简称《工作指南》)第十七条规定:严格执行《村、社区预防疫情输入规范流程》,每个自然村原则上只设1个进村路口,卡口设置应离村(社区)主要聚居区域有适当距离,工作人员要精干。其余路口设置安全隔离栏、水马等可移动隔离设施,并设置“禁止通行”“掉头”“进村口位置”等标识。严禁采取破坏性、封固式方式阻路,确保发生应急情况时能迅速通行。

  第二,依法推进疫情防控中村、社区相关人员居家隔离管理。据报道,个别城乡地区出现了对居家隔离户实施铁链强制锁门、木板强制封门等行为。在疫情期间,法律赋予了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权力,社区工作者可协助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居家隔离,但要遵守程序,依法合规。浙江农村地区村(社区)工作人可按照《工作指南》第二十八条规定实施:对居家隔离人员,实行硬管控。落实单人单间,发放告知书、粘贴隔离告示、设置警戒标识,进行24小时值守,确保居家隔离落到实处。对隔离村民由村协调安排食品生活用品代买配送,落实垃圾专人统一收集等生活保障措施和心理疏导等一对一关爱措施。

  第三,依法保障城乡社区工作者疫情防控管理相关权益。在社区、村庄依法实施封闭式管理过程中,也出现了个别居民不服从政府管控措施强行冲卡、辱骂攻击社区管控工作人员、拒不履行居家隔离规定等情况。对于此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不服从、不配合或者拒绝执行有关政府决定、命令或者措施等行为,村、社区工作者应及时联系公安机关,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公安机关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法对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给予处罚。

  “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法治是社会和谐稳定、经济有序发展、人民健康生活的重要保障。依法推进城乡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有助于国家长治久安。

  依法防疫,构建文明和谐社区

  韩梅梅

  田东奎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

  春节前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出现的冠状病毒最终演变为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重大疫情,给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为了及时抑制和隔绝病毒,我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浙江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聚焦“内防扩散、外防输出”,立足“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在闭环管控、量化管理上狠下功夫,进一步提升各项防控措施的精准性、有效性和覆盖面。其中,“闭环管控”的核心是防止人员不必要的流动以避免疫情的扩散。由于恰逢春节期间,各单位放假停工,以社区小区为单位进行封闭防疫就成为最为有效的手段。从这一措施在我省实施的效果来看,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受到央视媒体的称赞,并在网络上获得了大量的点赞。当然,从省内外的报道来看,这一措施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一些小区居民不服从管理,冲撞关卡,甚至殴打防疫人员等。随着防疫时间的延长,这些看似细小的琐事还有漫延的趋势。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作为小区公民应做到以下三点:

  一、公民要树立疫情意识,危急意识,较长时期和疫情作斗争的意识。这次疫情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大大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也超过了2003年的SARS疫情。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疫情的结束尚需时日。这么长时间的封闭管理,要处理好学习、工作、生活等问题,难度是很大的。作为公民要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适应疫情期间的生活节奏。

  二、公民要树立守法意识,自学遵守法律法规。疫情爆发后,我省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在全国率先启动了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各级政府也发布了一系列命令通知公告(合乎宪法法律),形成了特殊时期的工作机制,以适应防控疫情的需要。作为公民,我们要认真遵守这些规定。另外,各个社区小区也根据本区域的特点,公布了一系列告示。这些告示虽不是国家法律法规,也不是政府规章,对公民权利有一定的限制。我们要不要遵守呢?我们认为,这些告示的制定参考了国家法律法规、当地政府的命令通知等,基本上符合法律规定。另外,这些告示具有乡规民约性质,是民间法,只要没有对我们的权利构成实质性的侵害,为了国家、城市、小区的公共利益,我们也应该遵守。确诊患者,要承担防止疫情的扩散的法律责任,否则,要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三、公民要树立互帮互助的意识,构建和谐友爱的家园。当疫情到来时,小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难免会变得紧张,特别是当所在小区有确诊患者时,更是如此。对此,我们要树立科学的疫情观,不传谣,不信小道消息,正确对待疫情。当他人需要帮助时,我们在确保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提供帮助。有条件的社区可启动心理干预机制,化解疫情之下小区居民心理的焦虑。作为确诊患者及家人也要注意防止疫情的扩散,保证小区居民的安全。小区的管理服务人员,承担着维护小区安危的责任,在履行自己职责的同时,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能侵犯小区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改进工作作风,提供优质贴心的服务,化解纠纷,共渡时艰,战胜疫情,迎接春暧花开季节的到来。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公开的三点建议

  韩梅梅

  张旭勇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疫情信息通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全面准确的疫情信息公开,不仅能够帮助社会公众合理安排未来生活,协助政府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而且还能有效制止各类谣言,缓解社会恐慌情绪。为充分发挥政府疫情信息公开的作用,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第一,准确公开确诊病例近期生活轨迹信息。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特殊需要,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条规定的立法目的之一。当前,政府对确诊病例信息的通报往往过于简单,主要是行政区域、性别、年龄、发病时间、症状、治疗情况以及是否有武汉旅居史或密切接触史等内容,但基本上没有确诊病人发病前后曾经去过的公共场所、乘坐过的公共交通工具以及具体时间段等信息。这样社会公众就无法合理安排自己生活(比如决定是否隔离观察),也不能从确诊病例的感染过程中吸取科学的预防办法,容易导致疫情进一步扩散。

  第二,保护确诊新冠肺炎病人隐私。确诊病例信息的全面公开,不能侵犯病人的个人隐私。确诊病人的真实姓名、详细家庭住址、家庭成员、工作单位等信息,不仅是法律保护的个人隐私,而且和社会公众合理的生活安排与科学的预防措施基本无关,原则上不能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规定,除因重大公共利益需要,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经第三人同意后才能公开。

  第三,以全面准确的信息公开制止谣言。在网络和智能手机普及的时代,面对科学上都还没有完全认清的新型传染病,具有各类谣言产生和传播的社会土壤。面对谣言,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六条规定,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应当及时公开准确政府信息予以澄清。当然,对造谣、传谣者的依法惩处也不可或缺。

  疫情防控要注重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

  韩梅梅

  唐勇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全国各地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在依法依规、联防联控、精准施策开展防控工作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重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弱势群体本身就处于生活困难、能力不足、边缘化状态,受疫情的负面影响最为显著。首先要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弱势群体家庭大多依靠体力劳动,从事简单零散的生产和服务而获得生活资料。在社区(村)隔离或封闭期间,劳动机会丧失直接导致生活来源的短缺。非正式就业又使其无法在制度上获得停工停产期间的工资待遇保障。因此,县(区)级疫情防控指挥部应当部署安排,在社区(村)疫情排查过程中,对弱势群体家庭进行排查,掌握其生存状况,及时给予物质接济和扶助,以保障其最低生活标准。其次要保障弱势群体的发展权利。随着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尾声和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政府职能部门要对城镇弱势群体提供就业信息和再就业培训,提升职业技能,抓好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对农村弱势群体提供种子、农药、技术支撑,特别是对受疫情影响的家禽家畜养殖户给以小额信贷支持,帮助其恢复生产;尤其要做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口的监测和帮扶。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实现预期目标提出新的挑战,各级政府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着力解决弱势群体依靠自身能力无法解决的实际困难,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

  疫情与“后”疫情时期的社会心理服务

  与经济弱势群体的助力服务

  施旦旦  博士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

  韩梅梅

  陈建胜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应对的管控措施对国人的社会心理、弱势群体的家庭生计将产生重要影响,如何在抗击疫情及“后疫情”时期修复社会心理、提升因疫情而“一朝返贫”的经济弱势群体“脱贫”任务,着实重要。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构建和提升以社区为基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城乡社区在社区服务中心中设置线上线下“心理服务工作室”,充实心理咨询师、心理医生、心理社会工作师、心理学高校教师等,做到有场地、有组织、有机制、有人才、有保障来开展社区的社会心理咨询与服务;应率先围绕确诊病例成员及家庭与密接者、心理健康档案中有一定心理问题的人员及承担大量工作的基层一线服务工作人员等开展服务,具备条件的城乡社区,在疫情结束后应尽可能开展团辅服务,扩大服务对象覆盖面;发挥社区中原有的一些“人名聊天室”(如杭州的鲍大妈工作室)、“帮帮团服务室”等具有中国特点的心理交流工作机制,同时强化专业人才的供给与服务,使之形成补充功能。

  二是推进工作场域的“社会心理服务机制”。采用公益服务、购买服务、设置与转型相应科室的办法,重点为一线医护人员、基层工作者及参与此次抗疫人员开展心理疏压、心理调适等服务;企业中的工会,应强化企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力度,用以调适资方、劳方等群体的社会心理压力;学校,应转型传统心理工作室为社会心理工作室,注重衔接资源、供给复合专业人才团队(如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等)、心理的社会维度等,为教师、学生提供社会心理服务。

  三是加快推进金融社会工作助能经济弱势群体。尤其需要关注因为疫情而“一朝返贫”的经济弱势群体,减轻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金融社会工作的在场不可或缺,具体来说,可以分为“救助在场”、“增能在场”和“倡导在场”。“救助在场”就是指直接对因为疫情而陷入困境的经济弱势群体进行经济上的救助。社会工作最基本的服务领域是社会救助,在社会救助中,经济方面的救助无疑是基础性的。针对因疫情而陷入困境的经济弱势群体,金融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申请医疗和社会救助,组织慈善捐款,协助物资供应等措施满足经济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维持其正常生活。其次是“增能在场”,相比“救助在场”,“增能在场”更能体现金融社会工作的服务特色,金融社会工作者要对经济弱势群体进行金融增能,增强其金融韧性来抵御可能的潜在金融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经济弱势群体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金融脆弱性,后疫情时期,金融社会工作者需要对经济弱势群体开展财务管理和就业指导,鼓励进行储蓄规划以及构建个人资产账户,例如建立应急账户来应对突发事件导致的收入中断或支出大增。同时加强社区连结,借助社区的非正式资源,帮助经济弱势群体获得可接近性和非污名化的支持,例如社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相比“救助在场”和“增能在场”,“倡导在场”则属于宏观社会工作的范畴,金融社会工作者作为倡导者,应该围绕疫情的应对在医疗、失业、工伤和救助等方面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政策建议,使得金融优惠政策适度向经济弱势群体倾斜,保护经济弱势群体的金融福祉。最后,金融社会工作需要与既有的扶贫工作搭配在场,发挥其叠加效应。通过专业理念和方法,不仅帮助经济弱势群体摆脱疫情困境,更帮助其早日实现脱贫,促进其金融能力的可持续发展。